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2006级本科生 陈鹏
[提 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日趋兴盛的思想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对全球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史学界则被普遍认为是未被后现代主义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但这并不等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没有丝毫影响。王晴佳先生与古伟瀛先生合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一书就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切入，给我们讲述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界的种种影响和冲击，并分析了当前和未来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这种影响。实际上，作者通过探究后现代对历史学的影响，要告诉我们的是，面对后现代主义，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如此，历史学才能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走出全新的未来。
[关键词] 后现代； 历史学； 中西比较
《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是王晴佳先生和古伟瀛先生合撰的一本以探究后现代与历史学之间关系、后现代在中西历史学界的具体表现等问题为主的学术著作，书成于2000年，当时即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这里引以论述的版本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发行的简体中文版，专供大陆学者参考。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此书的主要内容略作介绍与评论。
一、主要内容概述
《后现代与历史学》主要论说内容包括九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后现代主义简介”，通过前三章的内容讲述了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后现代向“大写历史”的挑战以及后现代与语言、文本、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第二部分梳理了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包括20世纪的西方史学、历史学的多样化与后现代主义史学三章；第三部分讲述的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包含了全书最后三章的内容，分别是传统史学受到的挑战、具有后现代意识的重要中国史著作举隅、中国史研究的后现代倾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著的前两部分由王晴佳先生撰成，主要讲述的是后现代与西方历史学；第三部分则由古伟瀛先生编写，侧重谈论了后现代与中国史之间的种种关联。
另外，该书序言后的“导论”部分和“后现代史学要理问答”部分是理解作者观点的重要依据；“参考阅读书目”则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后现代与历史学”这一知识体系提列了一系列可用以参考的经典论著。
以上所述即是全书内容的基本构成，可以看出虽为中西比较，事实上西方史学占的比例明显多于中国史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现代渗入到西方史学界的深度远远大于渗入到中国史学界的深度。
二、后现代与西方历史学
尽管“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诸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思想家，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是“如雷贯耳”，有人甚至认为在某些文化领域，“后现代”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词汇了。[①]但是对于历史学而言，后现代却是相对陌生的，而中国比西方更陌生。陌生是现实，但这个现实已经在不知不觉开始了全方位的变化，就我国史学界来说，近年来关于后现代与历史学的话题，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就研究的现状看，论文与专著兼有，但论文多于专著；同时专著又是屈指可数的，而论文则相对多一些，仅中国知网（CNKI）上可检索的论文至少有数十篇左右。[②] “专著少而论文多”也说明了后现代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难以捉摸”性，这确实是不好把握的一个问题。基于这样的学术现状，这本《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讲的那样，其写作目的之一便是想弥补一下因空白而造成的缺憾。
在书的导论部分，作者回顾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缘起，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做前提铺垫；[③]紧接着便简要分析了学术界是如何一步步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作者认为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兴起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正是由于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主导了现代西方的崛起，所以才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埋下了隐患（没有灾难之意）；依此理，也正是由于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主导了现代历史编撰学的兴起与发展，所以才为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的冲击与挑战埋下了伏笔。简单看来，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理性与科学并不能统摄所有的人类能够接触到的现实问题，就拿历史学来说，无论你如何力图追求历史的本相，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这个目的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们质疑理性，开始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科学化提出了挑战。继而，后现代主义者对风行于近现代西方史学界的所谓“大写历史”、“大叙述”或者“元叙述”等理论体系做出了解构性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文史不分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个‘文史不分家’）”的观点，并按照此观点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实践。[④]可以说这样的批判与重构实践要是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后现代对历史学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面对“作者已死”[⑤]等一系列后现代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面对这一挑战。书中接下来的内容对这个问题作了全方位的分析与解答。
饶有兴味的是，作者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讲述后现代与历史学的现象之种种，而是先从广义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大体系入手，详谈了后现代主义的缘起。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开始流行于艺术文化界真正意义上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事，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后现代主义先后进入了“建筑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对于历史学来说，由于西方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渐而渐之，人们对传统的、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写历史”产生了怀疑，而历史科学主义的奠基者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历史主义”也被种种历史研究方法所“瓦解”。就这样，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历史学领域，例如利奥塔就认为“大叙述”已经为语言的多种风格所“遮盖”，人们已无法依靠语言进行准确的历史研究。[⑥]另外，否定“大写历史”，就指出了历史的分散性和多样性，于是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那些不被历史学家注意的“他者”的活动轨迹，紧接着后现代主义与妇女史、后殖民主义等结合了起来，因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一直是史学家眼中的“他者”，由此还产生了所谓的“微观史学”等。再者，历史学的正常开展离不开语言、文本等基本工具，换句话说：语言和文本是一切学说的载体，历史学也不例外，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对历史写作产生了冲击，比如他们（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解释或解读，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言，因而过去的历史叙述（小写历史等）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地方，继而历史著作就仅仅是由语言组成的“文本”而已，作者一旦著成一书，那么他在成书之后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因为在这之后他就失去了话语权，只能由读者去评说，而作者自己无法左右这些评说……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作者已死”。
以上是全书前三章即第一部分的内容。简言之，这部分内容通过对后现代主义背景知识的介绍，有助于我们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后现代主义及其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基本面目。
如果说第一部分只是构架了后现代的基本特色、后现代和历史学之间渊源的相关表现的话，那么第二部分（第四、五、六章）的论述应该是此书的核心内容，即后现代史学及其对传统史学的挑战，主要是对西方史学界之种种后现代现象的阐释。
作者首先从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性与科学主义史学谈起，逐一分析了西方各国史学界理论观念的发展与变革。总的来说，西方史学的变迁还是以“科学化”为主流，但在人文领域（要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科学”自己并不会主动告诉世人说“它”自己就是“科学”。换句话说，“科学”一直是人文文化界的学者们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但这个“科学”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一般人们相互之间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在向“科学化”前进的道路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现象，这种“多元化”慢慢发展到今天，历史学便与后现代产生了关系。在目前看来，已经没有人还会有黑格尔那样的企图：以一人之力、一己之见去诠释历史的变动。相反人们各持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去涉入历史。在“历史学”这个大家庭中，人们各自穿着自己很“个性”的服装，五颜六色的喧哗着，看起来似乎很热闹，殊不知热闹只是表象，而潜在的挑战正在步步走近“传统历史学”的领地。
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史学”？实际上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反对的就是“下定义”，我们只能说那些受后现代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著作可以归于“后现代史学”。在“史学写作”领域，后现代者大力批判传统“史学写作”观念，他们大喊“历史等于文学”、“历史记忆与客观上的历史真实有很大的距离”
等等；他们提出了“微观史”、“日常史”等观点以取代以前人们坚持的历史著述原则……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的挑战。[⑦]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后现代对于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了。他们（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原有的那种历史研究方法，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预备取而代之的新观念、新方法。但是，这种所谓的后现代史学真正能改变历史学的本质吗？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历史学这一对冤家各自将何去何从呢？这是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关注的话题，也是他们都想试图去解决的基本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后现代已经对传统历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不得不拿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对待了。
三、后现代与中国史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七、八、九章），由古伟瀛先生执笔，对后现代与中国史之间的种种联系作了论述。
传统史学受到了空前的挑战，这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中国学者对这样的挑战尽管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但做出实际行动者寥寥无几，因而这里讲的“中国史”并不是中国史学界，而是“中国的历史”，即就是一些国外学者采用后现代学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也是作者之所以会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介绍许多深具后现代意识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史学著作的原因所在。比如，James L.Hevia（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节》、Jonathan D. Spence（史景迁）的《王妇之死》等等，这些都是从“微观史”、“女性史”等角度写成的后现代史学著作，而且颇受人们的欢迎，它们真正体现了文史不分家的写作特点，既可以看作是新史学著作，又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还被改编成了电影。
一般来说，中国史在西方历史学者的眼中看来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他者”，而因为是“他者”的缘故，所以那些后现代学者对此理所当然就有了研究的兴趣。就现状来说，这些研究（书中所列举的那些关于中国史的后现代史学著作）提出了很多比较新颖的看法，能给我们不少的启示，而且对于那些不被人注意的“他者”来说，这样的研究更加民主化……所有这些并不全是一种坏现象，相反会给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新视角的有益借鉴。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可以促使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不足”，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但是也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不被其同化。
再者，其实作者要讲的并非是这些书里讲了什么故事，而是让我们了解这些书目的作者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后现代不仅对西方历史产生了解构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历史学冲击的表现之一瞥。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已经以各种新颖的姿态进入了历史学的各个角落，我们能从中得到的是对“后现代和传统历史学之间矛盾”的进一步认识。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发展，并且我们要从合理的角度对此作出回应的话，那么正如作者所讲的，“这就达到了基本目的”。
四、结语：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
综观全书所谈，作者在论述中基本上是按照客观的笔调力图对“后现代与历史学”的曾经和现状做一个准确的再现，目的是让人们对后现代与历史学的纠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作者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可以看出作者有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目的，那就是我们面对现状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后现代对历史学的冲击？这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下面将结合“后现代史学要理问答”和全书的相关内容对此做一番相关的介绍。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大多数历史学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⑧]但是正如书中所述：有历史深度的史学工作者绝不会因为后现代的挑战落荒而逃，他们应当将此挑战视为一种自我修复的机遇。[⑨]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攻势是强烈的，史学界必须得做出反应。于是我们可以从后现代那里借鉴一些东西过来，这是因为传统史学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缺陷，而这些缺陷大多数已经被后现代史学工作者指出来了。也就是说后现代客观上对史学的改造和完善做出了很多可利用的贡献。比如：打倒“一言堂”，重视以往被压制或者被排挤或者被兼并的过去的声音；[⑩]有些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如福柯在怀疑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亦即使我们能够清楚了解一些在现代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形成之经过；[11]决定论抹杀了人作为行为的主体的地位，因为在这些决定论中人类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各种暴行及恶政于是有了借口，要纠正这种偏差，需要一种历史道德判断；[12]历史的发展是永续不断的，不能用目的论来解释事情等等。[13]
看来历史学“要有所改变”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了，问题是在这一改变中应该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用作者的话回答就是：“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14]
即就是说面对后现代提出的种种挑战，我们应当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汲取其合理有效的、积极的方面，用以改善史学的现状，也就是“精益求精”；然而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的批判去将已经存在了如此长时间的历史学体系彻底改头换面，显然所有人都难以接受，没有了过去的构架，完全意义上的“新史学”将无法重建，所以说“改弦更张则无必要”。而幸运的是，就像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没有改变哲学的本质一样，历史学的“后现代转向（笔者自造之词）”并没有改变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即“人类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之所以精益求精的原因所在。
当然二位先生的这部伟大著作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的，比如他们几乎没有谈到中国史学界同仁们是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我们知道中国学者只是相对少谈了一些，并不是没有谈到，作者对此不述，此是缺憾之一。再者，就整个历史学界是如何面对后现代的挑战的，作者对此也谈得很少等等。但平心而论，这都是瑕不掩瑜的。
总而言之，后现代之于历史学就好像是一种洗礼，在很多方面都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衣带渐宽终不悔”之效用，经过了它，史学研究将会有一个新的维度，和从前再也不一样了。[15]我们重申“精益求精是理所当然，改弦更张则似无必要”，坚持这个态度，相信史学会在传统与后现代之间走出全新的、更有意义的未来。[16]
【参考文献】
1.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仲伟民：《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
3. 程光泉：《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东岳论丛》2004年第2期。
4. 王海涛：《历史学：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
5. 张光华：《大陆学界“后现代与历史学”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08年第3期。
[①] 此观点参引于仲伟民：《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审。
[②] 关于这一点，笔者确在“中国知网（CNKI）”上做过实际检索。
[③]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第4页。
[④]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导论”第9--15页。
[⑤]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54--59页。
[⑥]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45页。
[⑦]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05—119页。
[⑧] 详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16页。
[⑨] 参引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44页，大意如此，未必全引。
[⑩]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26页。
[11]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29页。
[12]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31页。
[13]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32页。
[14]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02页。
[15]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202页。
[16] 见于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