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5日至28日，由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和旧金山大学亚太中心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文本、记忆、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清初至民国）”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香港大学李纪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Laura Hostetler教授、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Paul Rule教授、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应邀分别做了主题报告。来自中国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大连民族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吉林师范大学、澳门大学、肇庆学院、美国旧金山大学，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的约30位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的实证考察 在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的实证考察方面，与会学者回顾了以往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对基督宗教在这一地区传播的历史做了考察，对日伪统治时期的政教关系进行了分析。 东北师范大学高乐才与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合作的《百余年来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回顾百余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的研究情况。文章指出，1949年以前的成果多是资料整理性的，20世纪后半期进入专题研究，近10年来学者们在教会的医疗、教育事业和反教会斗争等方面，以及综合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大连民族学院黑龙的《近三十年来近代东北基督教研究综述》一文，对近30年中国与海外东北基督教史研究和文献资料出版状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两篇文章都认为，未来的研究既需要挖掘、利用更多的中西文史料，亦需注意在东北社会史视野下，考查基督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加深专题研究。 关于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时间、途径、教派、适应或变异方式，东北师范大学闫瑞的《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禁教案分析》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目前所见之乾隆十一年奉天府的首次禁教案。文章认为，此时奉天府天主堂与教民均数量微小，散于各地，且多有隐藏。文章判断，天主教最早进入奉天府的时间当是康熙三年大批钦天监官员及其家眷被流放至宁古塔的时候。鞍山师范学院张士尊的《从牛庄“还堂案”看基督教传入东北》一文，详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在牛庄城强行要求归还“教会财产”所导致的教案。当时地方官员、驻军、北洋通政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及法国总领事等无不牵涉其中，最终以中国政府妥协以满足法国传教士的无理要求而告终。香港大学李纪的《视野、角度、材料与方法：以十九世纪东北天主教研究为例》报告，通过整理和解读巴黎外方传教会满洲教区法文材料，展示了天主教在东北地方社会的早期发展过程。报告指出，十九世纪到达东北地区的法国传教士并不认同早期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他们致力于建立一套严格有序的教会制度，刻意强调天主教教义与仪式的严谨，以地方天主教移民家庭为中心建立天主教村落，广泛建立要理学房与天主教学校，关注女信徒，这些举措与许多天主教村落延续至今有一定关联。吉林师范大学邱广军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初探》一文，关注清末民初传教士在东北地区创办教会医院并开办医学教育的情况，认为这些举措都与基督教传教目的有关，同时有利于赢得地方官绅和民众的认可，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周喜峰的《基督教在近代黑龙江地区的传播》一文，利用地方志资料，介绍了清末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基督教各派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播状况，由最初的小规模、单一方法传教，发展至以哈尔滨为中心、用治病办学方式传教，再至不同宗派培养中国本土教职人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刘春子的《天主教东蒙古教区初探》一文，梳理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前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在蒙古东部开展教务的史实，并考察了东蒙古教区成立之后所辖地域的变化与教务发展状况。山东大学狄德满以“中国天主教会管辖区简史”为题，介绍了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教区的历史过程，辨析了“教区”、“宗座代牧区”、“自治区”、“宗座监牧区”等概念的不同，并重点介绍了1838年满洲宗座代牧区成立至1946年盛京成为总主教区期间，中国东北地区的教区划分状况。 关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期伪满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控制，以及教会与教会学校在民族危机时代的反应举措，华中师范大学徐炳三《太平洋爆发后伪满对基督教的控制》一文，利用日伪官方文档及教会资料，展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以日本教会人士为骨干推动满洲基督教会对东北教会进行整合，使之与日本国内宗教团体支持战争的行为相配合的史实。文章将日伪在东北地区的宗教政策与其在其他沦陷区的政策进行对比，认为沦陷区的宗教组织幕后均有“日本军方操纵的黑手”，都被迫成为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山东大学陈静的《近代东北基督教教育研究——以日方调查资料为中心》一文，整理了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20世纪20—40年代三次调查东北教会学校所留下的报告。文章指出，这三次调查是日本为了权衡教会学校所牵扯的各项利害关系以制定应对政策、服务于侵华目的而进行的，故较多关注教会学校产生的世俗影响、所隶属的传教差会及国家的状况。北京大学张德明的《国难下的十字架：教会学校与东北九一八事变——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的考察》利用当时的各类报刊资料，介绍“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师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活动，对以往认为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师生政治上比较保守的观点提出质疑。 此外，上海大学舒健的《东北与近代朝鲜的基督教传入》一文，梳理了燕行使中有人自行将天主教引入朝鲜半岛的史实，并指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基督教传教朝鲜半岛的重要枢纽地带，传教士在中朝边境的活动有效地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河南大学柳岳武的《晚清蒙部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一文，利用官方档案史料，梳理了光绪年间山西靖安县与内蒙古西南部交界处的宁条梁所爆发的教案及教案处理的史实，指出清廷在西方各国压力下，自行破坏对蒙部牧地不准买卖的禁令，又命令蒙部废除对西方宗教的禁令，支配蒙部与教会签订议赔条约和保护教堂的条规，使得蒙部与清廷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河北师范大学李晓晨的《近代中国天主教徒皈依动机研究——以直隶乡村地区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借助具体案例将直隶乡村教徒的皈依动机归为8种类型，并指出，近代直隶乡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条件下，以宗教信仰为生活目的的纯宗教式皈依在教徒中并不占多数，准宗教式和世俗式皈依是其皈依的主要形式。 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资料与拓展 参会论文展现出拓展的多元化、综合性运用资料的取向。多位学者在研究中利用了官方档案、国内地方志、伪满时期调查资料、海外教会档案等多种资料。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运用了图像资料、教会报刊资料、人类学调查报告等资料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对一些文献的不同版本之史料价值进行分析。 有的学者利用舆图资料进行研究。北京大学李孝聪的《记康熙< 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及其版本》报告，比较了各地所藏《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图稿、墨绘设色謄绘本、木刻印本之间的差异，并将其与康熙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一份手写的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活计档的《天下舆图总折》、法国传教士杜赫德（J.B.Du Halde）编纂的《中国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情况的概述》、《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4种历史文本记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展现了清前期舆图绘制过程中中西方多方面合作的历史情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Laura Hostetler的《中西文化关系与现代早期中国的地图绘制》（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he Mapping of Modern China），利用康雍乾时期三幅在传教士帮助下利用坐标绘图体系而制的地图，强调将三个朝代的地图看做一个整体的重要性，认为由中可见清廷在几十年里接触了世界化的地理知识，并能了解清朝统治者勘测绘图的过程与意旨。 有的学者对《中国丛报》、《教务杂志》等系统教会报刊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评估。南京大学谭树林的《< 中国丛报>中有关朝鲜天主教会的记述》一文，介绍了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中关于朝鲜天主教会的记述，并对这些传教士的记述加以分析。文章认为，这些记述表明天主教之所以能开教朝鲜与中国教会密不可分；但传教士为呼吁西方关注对朝鲜的传教事业，对有些事实的描述有夸大和不实现象。暨南大学陈才俊的《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满洲的认识》一文，主要利用传教士郭实腊与卫三畏发表于《中国丛报》的文章，介绍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有关满洲民族、政治、军事、地理、气候以及物产的初步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如何影响到西方的早期满洲形象的构建。澳门大学陈玉芳的《< 教务杂志>中有关近代东北基督教的史料》一文，通过《教务杂志索引》（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系统地梳理了《教务杂志》1867—1940年73年间有关东北教务的近300条记录，内容涉及东北传教士与各个差会的情况、圣经以及其他教义书籍的传播情况、女教徒的重要作用、中国传道者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教会教育等问题。文章总结了这些传教记录对丰富东北基督教研究的史料、视角与内容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有的学者利用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研究教徒信仰状况。黑龙江大学唐戈的《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的传播及其适应》一文，通过人类学调查，探讨了20世纪东正教在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人及中俄混血人中的传播。文章指出，东正教因当地汉族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萨满教的影响而做出种种适应性改变；当地驯鹿鄂温克人与通古斯鄂温克人对东正教的信仰只是在多神教的信仰上又加了一个神而已，并没有真正接受东正教的教义。安徽大学周典恩的《信仰实践与社会资本：一个乡村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史研究》一文，通过对肥西县咸街基督教堂创建者祁家德的宗教信仰实践及个人生活的考察，探讨了基督教在安徽农村复兴的情形。文章指出，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等因素，致使该地宗教生态发生重要变迁，基督教的民间信仰化是文革后基督教在咸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也有学者比对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以寻求今后用以研究的最好底本。华东师范大学吴平的《< 七克>简论》，对比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七克》的不同版本，认为后印的各版本受教案与禁教政策影响，序跋文字有所增删，而日本京都始胎大堂七卷本最接近原始文献的状态，可作为研究的依据。 三、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在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与会学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儒教是否为宗教以及具有何等意义上的宗教性，以及西方人关于中国本土信仰的“宗教性”判断对其对华传教方略的影响问题。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Paul A. Rule的《对儒学与基督宗教的再思考》（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Revisited）指出，儒教与基督宗教都是多元的，晚明到现在，有过不同的论题与解读。儒教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传教士如何看待对华传教方略有很大关系。想要融合儒教与天主教的人将儒学误读为单纯的哲学，把儒家礼仪看做没有宗教含义的社会仪式；后来的传教者强调儒教具有宗教性，却又对其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差异有所夸大。文章主张弱化对儒教是否为宗教的抽象判断，从社会生活方式的层面理解宗教关系。Paul还指出，儒教因其具有“超验”的思想而被西方学者看作是一种宗教，但它是不狂热的、理性的“准宗教”或“低温宗教”（low temperature religion），主要在道德意义上暗含宗教式的承诺。东北师范大学李媛的《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对道教信仰的认知》一文，关注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文章指出，由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等原因，明末清初在华的数千名传教士中，只有少数人对道教的教义和经典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传教士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排佛、斥老、抑儒”的方针，其对道教的斥责多在于认为它是明显的“偶像崇拜”，具有浓重的迷信和巫术色彩。 二是如何扩展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问题。复旦大学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方法及其拓展》的报告，运用大量明清天主教汉语文献与西文文献指出，需要将“中国礼仪之争”的研究从历史学领域扩展到宗教学领域，“中国礼仪之争”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或一种文化模式，应当关注其中的宗教取向与个人的信仰问题。文章提议关注耶稣会士内部龙华民等人与利玛窦等人不同的意见，并强调方济各会、道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非耶稣会团史料的重要性，多侧面地考察“中国礼仪之争”与“明清天主教史”。肇庆学院赵克生的《明清时期天主教中国教区的“祭礼之争”：一种礼仪视角的考察》一文，从礼学和明清中国祭祀文化生态两方面来剖析祭礼之争。文章关注天主教内部在“天主教本位主义”的“底色”下衡量中国文化优劣的做法，指出，利玛窦以及支持中国礼仪的继承者采用了掩饰性的技巧，传给欧洲许多不真实的关于中国礼仪的知识，其反对者经调查从社会现状出发所做出的中国祭礼违反天主教教义的判断则比较符合实际。 三是如何把握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问题。前述张士尊、徐炳三、张德明等人的研究，都生动展现出，宗教传播与国家、民族利益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高度复杂性，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可能抽象地单独存在，因而相关的研究必须置于具体历史和社会实况背景中。 四是清代舆图绘制过程中的中欧密切合作关系对体认清代中国与西方乃至“前近代”世界基本关系有何启示的问题。与会学者利用清代舆图对传教士参与清前期中国地图绘制的情况以及当时中国地图绘制技术、样貌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孝聪指出，康熙皇帝与法王路易十四成就了经纬度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中东西方科学交流的时空传递；并且，《皇舆全览图》的木刻印本传送到巴黎后为法国制图师引用，开创了十八世纪西文亚洲地图的新时代。中国科学院汪前进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中国的地理测量及其影响》（由其博士研究生张佳静代讲），根据杜赫德《中国地理全志》中张诚陪同康熙皇帝在中国北方八次旅行的日记，对张诚在华的整个测量过程进行分析。文章指出，张诚及其他传教士给康熙皇帝讲授西方测绘的地理知识，引起康熙皇帝的学习兴趣，最终促成康熙皇帝决定聘请在华法国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传教士对清朝版图首次进行全面实地测绘。Laura Hostetler也指出，耶稣会士对康雍乾时期地图绘制中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官员共同承担了勘测和绘制地图的工作也不容忽视。这些研究，加深了学者们关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认识，并提出了深入考察康雍乾到鸦片战争之间中国与世界鸿沟扩大原因的课题。 此次会议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相关讨论，在中国东北地区基督宗教传播史的史实研究、文献拓展、认识深化诸方面皆有重要收获。学者们指出，东北地区的基督宗教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以后的研究应更有地方研究的取向，多发掘与运用东北当地的史料；更多关注东北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基督宗教的联系，不仅是与朝鲜的关系，还应关注东北与山东、河北等地的关系；学界应当继续致力于相关各类语言文本的整理、公布，西方国家所藏相关汉文文献尤其应当受到注重。 本文原载《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