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2009级硕士研究生 杨富军
［提要］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作者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感悟出发，凭借坚实的国学功底及广泛的学术交游，在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发展的历史时刻，站在有清一代三百年学术的总结性高端，运用“以政论为史论”的叙述视角、“以复古为解放”的指导思想，以“科学精神”为评判标准，将启蒙思想家对旧学的破坏与对新学术的开创，正统考据学派对清代学术规范的建立，今文学派立足于社会政治现实的激烈回应等问题逐一条分缕析。本文通过作者对启蒙思想与考证学派的言辞褒贬，体悟其对创新精神刻意崇尚的深层缘由，探索其“尊戴抑惠”背后的治学理念，并结合全文蕴含的对整个社会风气与学风关系的独到见解，考察作者对于思想解放的追求及以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为指导的研究方式的推崇和关切。
［关键词］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启蒙运动 思想解放 考证学派
梁启超(1873一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一生以政治家始,以纯粹的学术人终。他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坛，多次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一生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清代学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总结清代学术的学者中，以梁启超最为著名。他的《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集名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内容，皆出于此版本，以下简称《概论》，引用处仅注页码。）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作于1920年10月，本是作者应邀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任公多次旅居欧美，于文艺复兴多有感悟，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他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美善，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应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第1页）于是他借题发挥，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对照欧洲文艺复兴的成败得失，对清代学术条分缕析，总结自明清之际至20世纪初学术思想的嬗变，并各流派的产生、发展、演化等娓娓道来，将其学术源流脉络等一一加以评述。以至于“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第1页）“独立”后的序言，在当时《改造》杂志上连载的同时，又于1921年2月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此后不断再版，风靡90年之久。直到现在，该书仍是治清代学术和学术史的必读之作，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结论至今仍被引用和借鉴。
《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历来备受赞誉。它吸引着一代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书与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著作。研读此书，使人对梁启超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分析角度之独特、文笔之流畅、言辞之锐利所折服。梁启超熟悉清儒繁富的著作，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学海堂，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接触过考证学派耆宿，而后来他于丰富的海外阅历中又掌握了西方进步的学术观点和方法。这些条件使梁启超终成为晚清今文学派和西方新思想输入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境界也上升到新的时代高度。研读这一经典著作，无疑对清代学术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在《自序一》中说：“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第2页）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清代古文经学派的褒扬和对今文经学派的批评。故本文以全书前十二小节，即“思想启蒙运动”和“乾嘉考据之惠戴学派”两部分为考察对象，发现首先任公最为推崇的是具有思想解放及创新精神的学者与著作，如启蒙思想家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其次他对于按科学方法严谨治学的研究充满敬意，如戴震学派尤其是学派中的王氏父子对于古书的考证。本文以此为主要考察方向，力图探赜索隐，推求任公对于有清一代学问评价褒贬背后的观察视角，以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训练思维，期望于自己治学有所启发。
一、 时代思潮与清代思潮
（一）总论时代思潮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任公所谓的“时代思潮”即王国维在1912年发表的《宋元戏曲考·序》中倡言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①]其强调某种文学体式在某代发展到高峰而后代无法企及，如汉大气雄浑出赋，盛唐华丽雍容出浪漫诗，晚唐破落荒芜出讽刺诗，宋凄凉婉转出词，元世事变更则出杂剧小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来学术莫不如此。这种由不同时代背景促成的不同文化观念和欣赏眼光即为时代思潮。“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第1页）任公列举我国自秦以后之四大思潮，即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如加之先秦的诸子学则为我国有五大学术思潮。任公在本书《序言二》中说自己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第3页）每部别为一种，于是称《概论》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可惜后来其余几部毕竟迁延未成。
接着任公阐述时代思潮皆源于“继续的群众运动”，最初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演化为形同于宗教的“流行”、“风气”。当一思潮发展为风气，于是一种有活力成系统的有历史意义的时代思潮最终成熟。他把这种发展演化的过程形象地比附于佛教的四法相：一、启蒙期（生相），二、全盛期（住相），三、蜕分期（异相），四、衰落期（灭相），并分别解释了四者间的因果流转。“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第3页）全文即是以此四相为纲领逐一展开论述的。
（二）关于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是专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是“复古”，且“清代思潮”的动机与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梁启超以四阶段流转为线索，具体分析其流变规律。启蒙运动期正值晚明王阳明学说由盛转衰之后，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能继续维护思想高端之地位。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有识之士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他们辨伪经，攻“河洛”，于是清学初具规模，为全盛期学者考证古学树立了典范。
全盛期主要是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正统派的学术活动，他们置宋学于不议不论之列，专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但任公尊戴抑惠，认为：“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第4页）《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熹注为“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历来学者皆好自谦“述而不作”，而任公直陈戴“作”惠“述”，贬抑之态极为明确，可谓富有勇识。
蜕分期即是学术的衰落期，“四时之运，成功者退”，此时期运动以康梁为代表。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疑《春秋左氏传》，魏源疑《诗毛氏传》。康有为更是综集诸家学说，明确划清今古文分野，认为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伪造。这种思想姚际恒有所阐述，后来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继承了此学说。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慎、郑玄，都受康有为排击，他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无不“托古改制”，这“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第5页）任何事物达到登峰造极之境界后，若不能继续向前开拓新天地，则现索然无味之倾向，于是渐为社会所厌。后起者大多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后来今古文之争渐起，互相抵牾，缺点越益暴露。随着西方学术的不断输入，国内学子争相学习西学，相率吐弃正统，各种新兴文体兴起，最终导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俞樾和孙诒让为活跃于此时期的经学大师，二人都是高邮王氏之门徒，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章炳麟承继俞樾之统，且他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学业，可谓反照之回光，为清学后殿。任公又赞许胡适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史，波及全思想界之影响，一言以蔽之即“以复古为解放”。根据梁启超的解释，整个清代学术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复古的历程，它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因反对明代陆王心学而复宋之古，开启了清代学术的复古之风；第二阶段，反对宋程朱理学而复汉唐之古，使传统文化获得进一步的解放；第三阶段，反东汉许慎、郑玄的“古文经”权威而复西汉“今文经”的权威，使古代传统文化获得新的解放；第四阶段，反对“今文经”而复先秦之古，于是恢复到了百家争鸣时期，使得一切传注都得以解放。而这些之所以能够实现，归根到底都是源于科学研究精神的启发，这也是《概论》全书的指导精神，有清一代但凡符合科学精神者莫不受到赞许与推崇。而“以复古为解放”是清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总趋势，在学术的节节复古中达到学术和思想的节节解放,作者想要彰显思想解放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二、 启蒙期的清学
（一）清学的出发点
任公在开篇直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第6页）学术每经一时代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有所革新而不同于其前，这符合人类德慧智术的进化规律。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明学风气对思想界的障碍有二方面：一是遏抑创造，二为奖励虚伪。这无疑犯了任公大忌，于是他批评“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为宋明学之根本缺点。”（第7页）晚明“狂禅”一派，宣扬“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任公毫不留情地批判其道德堕落至极。谋取富贵，沽名钓誉，举国靡然化之，则于学术无所用心，这深受任公痛恶，于是说“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天主教”。（第7页）整个学术陷入了黑暗不可自拔的泥潭之中，必待一深刻有力的新思想出现，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二）清学启蒙思想家对前清学术的批判
1，清学“黎明运动”之开派宗师——顾炎武
梁启超认为，宋明学术发展到晚明已陷入不可救药之境地，进入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需要英才智识之士开辟新的天地。顾炎武正是这等人，他极富学识，猛烈攻击晚明学风，深刻批判王学末流，成为“黎明运动”第一人。其尝言“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第8页）他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第8页）“经学即理学”被顾炎武所创学派奉为新旗帜，并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创新、博证、致用。旧思想初被动摇的时期，欲求开创新思潮，必先破旧。但亭林先生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故这一时段的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无暇鼎力建设。所以“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且有清一代学术，受这种魄力胆识之影响，“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第9页）自亭林先生此说出，彻底粉碎了学阀的神圣，这是唐以来所未有的，为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
2，对六经神圣地位的批判——阎若璩与胡渭
汪中著《国朝六儒颂》，评介有清一代最有影响的六位大儒，分别是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其云：“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第11页）然在思想界影响方面，任公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于《尚书古文疏证》；胡渭之所以伟大，在于《易图明辨》。《易经》与《尚书》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学习，七八岁便能上口，视为神圣之经典。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阎、胡毅然辞而辟之，即使不作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凡事物一旦被作为问题怀疑，那么其神圣地位已然动摇。然而现在不只是当作问题讨论，研究的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第12页）这无异于一场火山爆发，自兹以往，一切经文，都可以成为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说，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价值，可以推见矣。”（第13页）于是经典被颠覆，信仰遭怀疑，任公对于此种学术精神推崇备至。后来顾颉刚派“疑古学风”大兴，或是受任公感染之延续，亦未可知。
3，反明学大师——黄宗羲与王夫之
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而史学之祖当推黄宗羲。黄宗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年轻时受学于明学大师刘宗周。中年以后，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方向一变，开始倡导“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又说：“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第14页）其著《明儒学案》，为中国有“学术史”之始。南雷先生以史学为根底，学问广博，言论极具思辨性说服力，当时学者难以望其项背，奉为宗师，影响极大。
衡阳王夫之，无所师承，几近于自学成才。明亡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大夫不相往来，有感于明学之极敝而主张创新学术，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他曾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第16页）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对后来戴震学说，不无启发。谭嗣同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第16页）
梁任公对启蒙期的大家极为赞许，不无溢美之辞，不仅盛赞其开创之功如同“黎明运动”,即便承认其有“淆乱粗糙”之弊,也认为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对鼎力推崇“经世”与“怀疑”的开山大师顾炎武更是几乎不加一字之损，认为他“贵创”、“博征”、“致用”的精神一直影响至今。可见作者对“思想解放”和“经世致用”精神有着近乎偏执的神往。
三、 全盛期的清学
（一）由启蒙到全盛
梁启超认为，启蒙期的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总其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继回归沉实。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安宁。第三，“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第22页）这折射出任公狭隘的民族意识，但他自己却热衷于政治，极想自立于后朝，可谓是奔波半生后“以今日之梁启超难昔日之梁启超”。第四，旧学权威已毁，新学系统未成，自由研究精神特盛。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慑伏，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其思想内容，日以充实，其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一时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群众化”为全盛期的主要特色，此时期的代表性学术是考证学，其继承启蒙期顾、阎、胡的传统，成就最大的是以淹博著称的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惠栋派与识断精审、强调用科学方法追求原文原意的戴震派。
前期启蒙派以“思想解放”打破宋明经典，追求新鲜的学术空气。进入新时期，研究精神又进一步深入，任公认为其方向有四：第一，为矫晚明不学之弊转读古书，读而不解，于是训诂名物的典章制度学兴起，考证学出现。第二，诸遗老大师，仍念念不忘于故国的覆亡，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以及其他经世之务。第三，西学传入中国，学问研究方法发生新变化。第四，学风由空返实，不再单一作空疏的研究。然而在全盛时代，正统派考证学一枝独秀，小说虽有一定发展，但“美文”不兴，思想史、哲学等其他学术更濒临中绝。故任公断言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是考证学成就了辉煌鼎盛的清学，而一枝独秀的考证学同时也注定了清学的单薄。
（二）惠栋学派
启蒙期之考证学，为全盛期考证派的“群众化”乃至其占领全学界指明了方向。当时大家，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
惠栋，江苏吴县人，其学派世称“吴派”，三代传经学，称为一国之儒宗。著述宏富，门徒众多。其学以博闻强记为基础，以尊古守家法为规范，治学方法与标准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因此王引之讥讽惠栋，说他“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第26页）梁启超认为，惠栋学派在清代学术界，功过参半。功在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过在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失去启蒙时代怀疑批评的精神。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实 “纯粹的汉学”仅惠栋一派，为学不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此前之顾、黄、王诸启蒙思想家与后来戴、段、二王所治，并非“汉学”。任公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第28页）可见惠栋一派学术被他彻底排除出了“清学”范畴。
（三）戴震与戴门后学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其学派世称“皖派”，受学于江永，其“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第28页）他不轻信古人言论，必求其所以然；能常从普通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不断求索；不足以让他信服的言论，即使圣哲父师之言亦不信。这种怀疑的研究精神，仍然是“思想解放”的精神，任公盛赞其“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第29页）“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第29页）做学问当为学问而学问，不求名，不求利，不惑于人言，亦当不为一己之私欲所左右，正如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就是找回丢失了的善心，这样的论断，映射出东原先生及任公对于汉魏以后学术“放心”的批判。学问不是政治的附属，不受娱乐传媒的引导，不受世俗好恶的左右，真正的学问当诉诸“人心”，探求人世自然及人本身的解放。戴震对于治学方法的领悟，可见其思想解放与务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先经过假设。初得一义，不应信以为确真，姑且假定其为近真，以之为研究点，几经试验，结果达于十分，于是认定为定理。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自废弃不顾。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即使伟大精慎如戴震，现在看来这样浅显简单的结论，也必定从甘苦阅历中得来。其“传信不传疑”的严谨态度，最当为古今学者所效法。
东原先生曾言：“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第32页）故其学虽淹博而不泛滥，最专精者在小学、历算、水地方面。然而他自称“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第32页）可见此书在其心中之地位之特殊。《孟子字义疏证》超出了考证学范围，是东原先生建设“戴氏哲学”的有意之作。任公说该书“字字精粹”：“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且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第35页）任公称许此书可比欧洲的文艺复兴，实在是三百年间最有价值的奇书，可见其始终对“解放思想”精神的推崇备至。这种文化内涵,正是他心中始终盘旋的“思想解放”的主题。从对清学发展历史的勾勒到提炼时代精神再到寻求学术真谛,《概论》处处闪耀着“解放思想”的光芒。
戴门后学，名家璀璨，尤以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父子最为后人推崇，故世称戴、段、二王。段玉裁著作以《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为代表。王念孙则以《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闻名于世。王引之继承父志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任公讥贬惠派，认为惠派治经，皆从汉儒翻译而来，视译人为神圣，深信不敢有所出入。然惠派所得，只断章零句而已。戴派则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必求原文之确，每发明一义例，必能汇通群书。所以惠派可名之为汉学，而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也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梁启超在并称古文正宗的惠、戴两派中,不认可惠栋学派“惟汉”的治学方法，而推许戴震学派的“求真”精神，这种精神才最能传写“以复古为解放”的时代旋律。梁启超尊戴抑惠，表达出其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求是求真的科学态度,更要在实事求是中传达思想解放的精神，而惟有“思想解放”才能达到真正的“科学精神”。戴派之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却并不墨守。如王氏父子《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虽其父师，亦不苟同。王引之著《经义述闻》，多改其父之不确者，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迹相类而实大殊。
段玉裁曾言：“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第37页）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所以梁任公振臂高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第37页）研究中国古书，因为语法古今不同，加上写刻传袭的讹错，阅读中文句不能通者甚多。对于未通文句之书，批评其义理是非，则纯属枉用精力。清代考证学家，对于第一步工夫非常用力，且成果不菲，无数千古迷案得以解惑。这极利于以之为基础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批评，而清学的最大功绩即在于此。阮元序《经义述闻》说：“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须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第37页）这并非溢美之辞，今日读王氏父子之书，却有将前此之误解涣然冰释之感。连力排“汉学”的方东树都盛赞考证学派的功劳：“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第37页）这是汉魏唐宋以来注疏家所没意识到的，并且这也是只有清代考据学家在文字、音韵等诸学科全面发展的学术环境下才能完成的盛事。
任公以自己的判断总结了戴派学者取得成绩的原因在于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以王氏父子的治学方法为例，强调第一在于“注意”，于常人所不疑处着力。《经义述闻》所厘正之经文，都为所有学人诵习如流，而惟有王氏能发现其不当，这种于人所不疑处发现学问为真学者之第一步工夫。其次为虚己，注意观察之后，不以一时主观之感想，轻下判断。考证家绝不应有一毫先入之见，必先取客观资料，作忠实的研究。第三步为立说，如数学之假设法，先立一假定为标准。第四曰搜证，假设答案已有，但绝不轻信为定论，于是广集证据，务求按诸同类之事实而皆合。第五是断案，凭借搜求之资料做出评判。第六曰推论，经过详细严谨的归纳研究之后，得出最可信之结论。此段论述不仅为王氏父子治学之方法次第，更是考证学派取得令后世难以企及的成就的秘诀。梁任公不惟对戴震推崇备至，对其派之王氏父子更是赞赏有加，他评价说：“其治学次第及应用之法颇详明，虽仅叙一书著述始末，然他书可以类推，他家之书亦可以类推矣。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第38页）虽然当代学人不必如康乾之学者埋头钻研于文字考证，然其治学谨严之精神，一丝不苟之朴实当永为学人典范。
（四）清学全盛的根本原因
1，学者社会
任公讲述自己求学成长经历，以其亲身所见所闻，感悟当时“学者社会”的状况，探讨当时学术呈现繁荣的根源。他认为首先在于不随便著书立说，好用“札记册子”记读书心得，储著资料，如清学鼻祖顾炎武“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便是如此。其次在于采用体现科学精神的归纳法，先留心观察事物，体察特别注意之价值，然后罗列同类者或相关者，作比较研究，得出基本判断，并多方面博求证据，证据充分则为定说，有一反证则弃而不用。清考证家每立一说，必循此步骤。《日知录》外，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之《蛾术编》、赵翼之《陔余丛考》、陈澧之《东塾读书记》等都蔚为大观。这确实是一种困知勉行的工夫，随见随记，虽不无零乱却多有创获，可以借鉴。
2，时代环境
当时有真才实学者多耿介恬退之士，他们不愿屈身仕途，专以奖掖后学，藏书刻书为业。凡此皆有相当之报酬，又有益于学业，故学者常乐就之。任公感慨道：“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出来，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第54页）
清学之在全盛期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编《大清一统志》，纂《续三通》、《会典》等日不暇给，其事皆有待于学者。于是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风气，成为一代盛行之思潮，社会人人参与，学习之风大盛。卓越有识者成为大儒，普通后学者亦能有所感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可谓一代学风之楷模。
四、结语
《概论》上溯晚明，下延民国，对三百年间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轮廓做了全景式勾勒，提炼出清代学术史的时代精神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开创了学术史写作的新体例，构建了我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桥梁，称得上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一部佳作。全篇浸蕴着作者对“思想解放”的渴求，体现出“论”大于“史”，“思想性”大于“学术性”的倾向。梁启超没有依照编年或纪传述史的惯例平铺直叙，而是提纲挈领地将清学史划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期，并以佛法生、住、异、灭的万物流转相对应比拟。“启蒙期”打破旧思潮，一扫宋明理学的空谈冥想，于经籍辨伪中开启“求真”观念。全盛期则承启蒙期而来，光大其科学研究之精神却遗失“经世致用”和“怀疑”特色，随着考证派在凝滞于名物训诂的“碎义逃难”中逐渐形成“专制”之局，最终丧失了发展活力。而道、咸之后，在外来国辱的刺激下于其内部崛起的一支“凭籍经义以讥弹时政”的今文学派,它使正统派发生蜕分，人们期待着新思潮启蒙的到来。这样的勾勒方式，重在史实规律的总结。于是历史就不再是简单的还原，而是思想整理后的重构。通读此书，不禁让人感叹梁启超作为学者的敏锐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使读者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阶段我国学术发展的脉络，有益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