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2012级明清史博士研究生 李谷悦
[摘要]美国人类学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于1989年出版。他结合人类学考察成果，提出一种“游牧帝国”的理论和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全新解释模式——“两极世界”模式。他以游牧民族作为全书的论述中心，具有一种“游牧帝国中心”的特点，中原王朝事实上被“边缘化”，即使是“两极”对峙，也是游牧帝国主动通过内外“边界战略”实现主导地位。他以“权力周期”来划分历史上的三大“两极世界”和两大“中间期”，以“文化生态”为基础叙述了游牧帝国、中原王朝和东北国家三方博弈的历史。他认为，真正能够实现对中原征服的是东北“二元化组织”国家，蒙古帝国只是个特例，而清朝则是东北国家的集大成者。巴菲尔德的观点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和游牧文明史研究的视域具有一定的拓宽意义，但其在史料使用、理论建构等方面仍有不足，需客观辩证的思考与再探讨。
[关键词]游牧帝国 巴菲尔德 “两极世界” 海外中国学 中国边疆史
中国边疆史地与民族史研究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热点之一，关于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研究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逐渐兴起，成果颇丰，尤以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为代表。拉铁摩尔是一位具有人类学功底的学者，通过多年旅行与考察，提出了一种打破汉地社会本位的边疆史研究范式，即将中国边疆游牧社会和内地农耕社会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考察，“边疆”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中心。而这种边疆史地研究范式又为后来美国“新清史”研究中质疑清朝“汉化”和“征服王朝论”张目。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正是在这种范式基础上创作的。
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1950—），197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大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进行研究。”[1]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对阿富汗游牧部落进行长达两年的人类学考察，并以此为根基阐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完成了博士论文。随后又进一步研究匈奴帝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最终于1989年出版《危险的边疆》，全面地论述了历代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本书中译本译者袁剑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专门史博士，现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读博期间将此书译出，并先后发表过相关的评介文章。[2]关于此书，还有几篇其他学者的中文书评，可供参考。[3]
全书分为3部分，共计9章。第一部分为第1章《导论：草原游牧世界》，第二部分为2至8章，分论各个阶段游牧帝国的状态及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第三部分是《后记：蒙古人的衰落》，阐述游牧帝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亡。
一 全书的理论基础与基本观点
《导论》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与论证前提。论述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游牧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即是否能称为“帝国”，这涉及到“游牧文明”等概念的梳理与解释。巴菲尔德用“帝国联盟”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它们至少由三层行政等级制度组成：帝国首领及其朝廷、受命去监督帝国内部各组成部落的帝国官员，以及当地的部落首领。”[4]这种结构保证了帝国基层的相对自治，适应了游牧生产与生活模式，同时又使帝国拥有了中央决策机制，可以集中力量实现集团外交与大规模征服。游牧民族很多时候是以铁和金钱来处理外交的，在游牧民族内部进行草原争霸，对农耕民族则进行征服战争或收取贡金。这种“帝国联盟”的稳定是“通过从草原之外榨取资源以支撑国家的方式而得以维持。”[5]一旦中央力量衰弱而无法保证群体利益时，这种制度就会趋向瓦解，“一旦制度崩溃及地方部落首领得以自由行事，草原就重回混乱之中。”[6]
他认为“帝国联盟”是游牧国家最稳定的形式，并有一个权力交替的周期。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回纥人、卫拉特人、东蒙古人以及准噶尔人先后采用了这种模式。在游牧帝国兴替之间，存在着200—400年和900—1200年的无中央权威时期。在这个周期理论之上，他认为统一中原与统一草原是“两极世界”，“游牧民族采用一种敲诈战略以从中原获取贸易权与奉金。他们对边疆地区大肆掳掠并最后与中原朝廷签订和约。中原本土王朝宁愿给游牧民族金钱以让他们走，因为这较之于来无影去无踪的民族交战更合算。在这个时期，整个北方边疆处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之间。”[7]同时他认为，“强大的游牧帝国与中国的本土王朝同时兴亡。”[8]而在两极之间存在着第三方，即东北民族。在农耕与游牧之间，具有一种对中原征服的倾向，“蒙古地区的草原部落在边疆政治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却没有成为中原的征服者；而东北地区，由于其政治与生态因素，成为当本土王朝因为内乱而崩溃时外族王朝的滋生地。”[9]这是他发展了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的“征服王朝论”和拉铁摩尔的“边疆中心论”所得出的。
为了进一步阐释其理论，他将边疆地区划分为四个关键的生态与文化区域：蒙古地区（Mongolia）、华北地区（north China）、东北地区（Manchuria）以及西域地区（Turkestan）。长城是蒙古与中原的分界线，将中原与游牧世界分离，而东北和西域在文化生态上的划分则较为复杂。“当中原与蒙古地区的政权强大时，两大力量就会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权，而当中原与草原周期性地陷入混乱时，边疆地区就形成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融合了中原与游牧社会的文化因素。”[10]接着，他结合地域生态环境，论述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与生活状态，进而阐述游牧社会的家庭结构与传统特色，如女性的地位、氏族血缘等等。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上，骑兵战术的使用和装备的革新形成了“骑马文化”，为游牧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 全书的分论与重要观点
以《导论》为理论基础，巴菲尔德分章论述历史上的各个“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最终的历史走向。
第2章《草原部落联盟：匈奴帝国》是对第一章《导论》所提出的“帝国联盟”模式和“两级世界”的论证。匈奴在首领冒顿的带领下一跃成为草原的统一者，而汉王朝也在秦末战火中重新统一中原，两极世界第一次形成。匈奴在冒顿的带领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帝国联盟”，在与汉朝的战争中占得主动权，汉朝被迫“和亲”。匈奴单于的优势需要通过对中原攫取资源来维持，以此获得内部支持，“和亲”是远远无法满足的，所以匈奴需要对汉朝边境进行大规模劫掠和一定量的贸易。贸易往往可以带来和平，但劫掠对匈奴帝国的经济模式而言也是必要的，为了填补这些不足，匈奴又控制了西域。在此基础上，巴菲尔德提出了“外部边界战略”，即“暴力突袭以震慑汉朝朝廷，时战时和以增加从汉人那里得到的奉供数量和贸易权，而且，即便是在大捷之后，也有意拒绝占领汉地。”[11]这段话中的第三点是巴菲尔德“两极世界”理论的重要一点，用以区分东北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匈奴帝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掠夺上的，而且“中原中心观的世界秩序最明显和最具威胁的违背者是匈奴，因为他们要求并获得了与中原相等的地位。”[12]巴菲尔德认为这是解释汉武帝与匈奴开战的观念性因素，甚至为此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汉军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设法去摧毁草原上的匈奴力量。”[13]匈奴在汉军攻击下遭受重创，但由于草原的生态与中原迥然不同，所以“不论汉军赢得多少次胜利，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匈奴本土撤军，从而将草原拱手让给游牧民族。”[14]在整个过程中，匈奴逐渐修正了“外部边界战略”，在草原上袭扰汉军的补给。长期的战争也给汉朝带来沉重负担，最终汉武帝及其后继者放弃了进攻战略。但汉朝采取的防守战略给匈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匈奴无法突破汉朝的边疆防御，便无法展示军事优势，造成了群体利益的无法维持，单于权威动摇，周边部落开始觊觎匈奴的草原霸主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匈奴发现朝贡体系是一种仅需象征性的归顺就能换取巨大利益的徒有虚名之事。”[15]就这样，匈奴接受了汉朝的朝贡体系，建立了新的和平关系。但是，匈奴自身继承传统的矛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内战，匈奴帝国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呼韩邪单于凭借汉朝的支持得以重新整合草原，击败郅支单于而重建帝国。巴菲尔德认为，“对汉朝朝贡体系真实本质的认识，使呼韩邪得以实施一种草原政治中的新战略。在本质上，南单于利用汉朝的巨额财富和军事保护去赢得草原上的内战。这种战略被屡加运用，使部落内战中的一派（通常是弱者一方）获得中原的支援，以摧毁草原上的敌人。”[16]他将之称为“内部边界战略”，战略的前提是首领要保持自治性，且当统一的草原联盟瓦解时才有可能出现。呼韩邪的战略使得南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变为隐形的，而且从中获得大量的谷物等经济资源，而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草原通行自己的特制钤印，并不使用汉朝赐给的印绶，长城依旧是两国的边界。
王莽采取了分裂匈奴的策略，却没有能够瓦解内部统一的匈奴帝国。而王莽时期中原的混乱使匈奴再次采取“外部边界战略”，大肆劫掠中原边界，后起并统一中原的东汉被迫采取防御政策。可是匈奴在这一阶段后陷入了新一轮战乱并永久的分裂成南北两部分。这次内战和上一次内战一样，起源于草原独特的继承传统。北匈奴一度很强盛，但是匈奴本身的霸权已经开始受到其他草原民族尤其是鲜卑的挑战，最终南匈奴的“内部边界战略”再次奏效，北匈奴被南匈奴击败并远遁。但南匈奴也没能再次实现草原上的霸权，因为新兴的游牧民族开始崛起。巴菲尔德提出了游牧帝国对付中原王朝的两大“边界战略”，并且认为游牧帝国在和中原王朝的交往中处于主动地位，中原王朝所谓的朝贡体系实际上徒有虚名。
第3章《中央秩序的崩塌：外族王朝的兴起》首先交代了草原霸主的继承者鲜卑“帝国”，由于其内部松散的结构，巴菲尔德也很难直接称之为“帝国”。鲜卑缺少和匈奴单于一样权威的领导核心，但又确实有一批“大头领”组成了联盟，并对汉朝采取较统一的行动。在檀石槐的领导下，鲜卑一度出现“帝国”的局面，内部联盟加强并对汉朝进行劫掠，但在他死后又再次回归到近似“帝国”的局面。鲜卑的这种局面和汉人的分裂谋略有关，汉人经常刺杀一些可能统一鲜卑内部的人物。基于此，巴菲尔德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游牧民族的统一与中原的统一几乎同时完成，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同样，中原经济的衰败及其分裂本不会影响到草原，却对草原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位游牧首领或许会凭借军事才能统一草原，但要保持草原帝国的完整，所需要的资源只有中原能够提供。”[17]匈奴内战和檀石槐死后鲜卑的瓦解都是在游牧民族被迫依靠自己资源以生存的时候。这样，他得出了草原与中原互相依存的关系模式，草原需要繁荣且人口众多的华北，需要中原内部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和汉人文官主导的政府决策层。这样草原的内外“边界战略”才能奏效，游牧帝国才能维持下去。中原王朝在汉朝终结后陷入战乱的三国时期，力量弱小，此后的晋朝又在内战中崩溃分裂。巴菲尔德认为此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外族王朝”，“这是一种二元化的组织形式，在单一国家之内，这种组织形式既适用于部落组织，也适用于汉式管理体系。尽管在这一时期这种组织形式并未发育完全，但它成为随后出现的更为强大的外族王朝所运用的模式，比如在唐朝灭亡之后建立的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以及在明朝覆灭之后入主中原的清朝。”[18]这种尝试由匈奴首先进行，而后被鲜卑等吸取，在华北建立了一系列的边疆王朝。在此阶段，东北民族在两极崩溃之时崛起，这就是他的又一个理论，“二元化组织”。“二元化组织”下东北边疆国家“通过分隔统治机构，试图将汉式的内政管理与以部落为基础的军事贵族的强大军事力量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既不像集权化的草原联盟那样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化结构，也不像本土的中原王朝那样加以管理。然而，在危机时期，这是一种潜在的结合——草原部落无法加以管理，而汉人官僚则缺乏军事实力，两者正好可以互补。”[19]所以，游牧民族建立的外族王朝是种过于军事化的边疆王朝，在与汉军交战中两败俱伤，而由“二元化组织”的东北边疆国家实现了中原秩序重建，来自于东北的鲜卑拓拔氏完成了中原的稳定统一。但北魏专注于中原而忽视了边疆，最终以汉化引来了自身的解体，这表明“作为一个更受汉式价值观熏陶的外族王朝，在其疏远了的部落传统以及排外的北方汉人世族面前，地位都是十分脆弱的。”[20]北魏的崩溃标志着东北王朝统治的终结，此后草原上崛起了新的游牧帝国——突厥，而中原也开始了新的统一王朝的重建。
第4章《突厥帝国与唐朝》仿佛又回归了第2章匈奴帝国与汉朝的模式，“两极世界”再次形成，东北民族被边缘化，中原王朝和游牧帝国所采取的政策很类似于几个世纪以前。巴菲尔德非常看重这种局面的重现，“从根本上说，草原的国家组织需要稳定的中原加以养育。突厥帝国和唐朝就提供了检验这种假设的独特契机。”[21]突厥在兴起之时采取了“内部边界战略”，借助北齐和北周对柔然的恐惧而与之结盟，最终取代了柔然的霸主地位。但是突厥的内部继承问题使突厥在军事力量的巅峰上迅速瓦解衰落，突厥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并在上层不断分化，形成诸多可汗，可汗们为争夺大可汗之位又内战不断。隋朝与突厥结成了一定程度的联盟，但是效力非常有限。东突厥利用隋唐鼎革的局势实施“外部边界战略”获得很大成功，但深受草原文化影响的唐太宗判断其内部必将分裂，最终抓住时机摧毁突厥第一帝国，并努力成为中原和草原共同的统治者“天可汗”。这其实是一种中原王朝尝试的“二元化组织”模式，在唐朝初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突厥军人为唐朝的扩张贡献了力量。但是唐朝的后继者无法继续维持这种“二元性”而回归到了传统的中原王朝模式，于是突厥第二帝国得以在草原上建立。但仍继续其内战传统，而被回纥帝国取代。回纥的强大来源于自身和唐朝的援助，也是“内部边界战略”的成果，“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再次衰落，而回纥得以数次“合法”地劫掠中原。由于回纥帝国的直系继承原则和城市的筑建，其稳定性远超过匈奴和突厥。巴菲尔德认为这是“草原文明”的形式之一。但回纥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量的精力被财富牵掣，最后被诸多草原游牧部落觊觎、挑战而崩溃。此后，唐朝与草原又都陷入混乱。
第5章《满洲的后起者》中东北国家在草原与中原混乱时再次崛起，契丹辽朝与女真金朝相继对中原进行冲击。所不同的是女真金朝是在冲击契丹辽朝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华北的征服。契丹辽朝重新采用了“二元化组织”，巴菲尔德认为，“它在数世纪之后重新出现并不是观念模仿的结果，而是大多数东北国家的创建者面临问题时自然而然的解决之道：如何组织起这样的一个单一国家，这个国家中既包括经常采取游牧生活方式的的部落民，又包括定居的汉人。”[22]这种“二元化组织”随着辽朝的扩张而复杂化，形成了南北面官制度。辽朝对中原的征服是很保守的，其内部则比北魏更加稳定。但这种制度付出了巨大成本，使辽朝对周边民族的索取过重，最终为女真金朝推翻。相对而言，女真金朝汉化程度较深，巴菲尔德认为，“金朝采纳汉文化的过程也是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一部分。”[23]金朝皇帝通过汉化摧毁女真传统的部落自治法，一如北魏拓跋氏的汉化改革，激进的完颜亮终结了“二元化组织”，并废除了一系列传统法规。在他南征时矛盾激化，被杀于军中。完颜雍试图恢复女真传统制度，也因过于激进而失败。此后金朝逐渐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而衰落。辽金两朝对于草原的政策是“外族王朝”的基本政策，即“通过阻止任何强人的崛起而使草原处于混乱局面之中。”[24]但是蒙古人在受到女真人数次分而治之政策的打击之后，终究成为了草原统一的新霸主。
第6章《蒙古帝国》阐述了全书理论模式的一个特例，因为蒙古帝国在完成草原统一以后，打破了传统的“两极世界”，征服华北、东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成吉思汗不同于蒙古以前的游牧帝国的建立者，“是从一个相当边缘化的地位逐步崛起为伟大的游牧帝国领袖的。”[25]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帝国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向他个人效忠并立功的部下，而不是传统氏族力量的支持，并且按照严格的军事制度组织帝国，确立了怯薛制度。巴菲尔德认为，“怯薛不仅仅是为成吉思汗服务的护卫军。通过将子孙及幼弟征召入帝国军队的方式，这些人都成了成吉思汗的人质，以此表示这些家族的忠心，这也是首个效忠于帝国政府而非自身部落的大集团。”[26]成吉思汗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组织化的而不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蒙古人最初采取“外部边疆战略”对中原的金朝进行劫掠，但是金朝并不是中原王朝，而是来自东北的外族王朝，所以不会像传统中原王朝那样专注中原和农业而妥协。经过激烈的战争，金朝遭受重创，中都（今北京）一度被蒙古占领。但蒙古人在进行劫掠后，终究撤出了一些地方，仅仅守卫交通要冲。对于西域和花剌子模的征服，蒙古人却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并派官统治。窝阔台时期，蒙古人进行了新一轮征服，不肯妥协的金朝最终被灭亡，华北被蒙古占领并实施统治。窝阔台死后，蒙古人在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但尚可以通过征服和劫掠来缓解。蒙哥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蒙古帝国的分裂开始公开化。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内战中发现了中原的优势和草原都城的弱点，于是他采取了一些列改革，使用了汉式的国号，建立元朝，但同时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帝国也彻底分裂了。“忽必烈汗在位时期标志着位于中原的蒙古统治方式的重大转型”[27]迁都中原意味着中原成为了元朝的核心地带，更意味着这是整合草原与中原的一次尝试。但是蒙古人并没有采用东北王国的“二元化组织”，而是更加粗线条的统治方式。四等人制使社会矛盾增加，而行省制度给予地方很大的自治权，在运行时与中央行政体系严重不统一。随着元朝皇位继承的矛盾和与宗王纠纷不断，元朝最终在民变中瓦解。当明朝大军北上时，元朝选择放弃华北撤回草原，而没有像以前的外族王朝那样死守华北。巴菲尔德认为，“蒙古人来自于草原，秉持的是外部边界战略”[28]所以在受到威胁的时候，草原上仍有一大批边疆军队，可以作为皇帝的保护力量。
第7章《草原之狼及森林之虎：明朝、蒙古人和满洲人》与第8章《游牧帝国的尾声：清朝统一蒙古和准噶尔》阐述了“两极世界”模式继匈奴与汉朝、突厥与唐朝之后的第三个周期。“蒙古征服的经验并没有迅速被遗忘，反而深刻影响了随后的汉人与草原游牧力量的关系。明朝对待草原的态度受到元朝征服记忆的深刻影响，因此其边疆政策跟其他任何本土王朝都不一样。”[29]明代草原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稳固的帝国以对抗统一的中原王朝，很大程度是由于明朝拒绝像以往中原王朝那样为游牧帝国提供供奉和贸易，而使草原上缺乏建立统一游牧帝国的基础，当然由此也引发了长期的边疆战争。洪武帝对元朝进行追击，并基本摧毁了元朝在草原的根基，草原再次进入争霸局面，并逐渐形成西蒙古（卫拉特，瓦剌）和东蒙古（鞑靼）两大阵营。永乐帝努力采取阻止草原统一的策略，引发西蒙古与东蒙古的战争，并数次领兵亲征。但在他死后，明朝的进取性政策终结。此后卫拉特人在争霸战争中胜出，对明朝采取大规模劫掠，并于土木堡大败明军，也先实际上已有了建立卫拉特帝国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却因为明朝的不妥协而落空。明朝的防御体系又难以攻破，使得他的威望严重受损，最终引发内部叛乱而死。[30]游牧帝国第一次尝试失败。此后拥有元朝血统的达延汗带领东蒙古人崛起，但是他在没有建立稳固的“帝国联盟”状态下向北京进军，也没能突破明朝的防御系统并引发了部落叛乱而失败。[31]达延汗的子孙在他死后瓜分了他的领地，其子孙中尤以俺答汗著名。俺答汗在一系列的劫掠后终于等到了明朝的“封贡”，长期困扰明朝的“北虏”问题居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至少在边界上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是俺答汗终究没有建立起游牧帝国，而在中原和草原长期对峙而实力削弱之时，东北国家再次兴起，满洲人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建立起了二元化国家。此后皇太极完成了权力的集中和更加完善的二元化组织建设，成立了早期的大清国。满洲人一方面要对明朝进行劫掠，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蒙古统一。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尝试第三次组建游牧帝国，但在明朝传统政策和满洲人的双重压力下失败。在合并蒙古方面，满洲人实现了计划目标，但是在突破明朝防御体系方面却收效甚微。巴菲尔德认为，满洲人连年对明朝劫掠，“目的是为了获取战利品而非征服。”[32]直至1644年明朝灭亡，满洲人突破明朝防御体系的机会才到来。
满洲入主中原，并努力实现草原与中原的重新整合，与意图建立游牧帝国的准噶尔展开长期战争，并与同时扩张而来的俄罗斯竞争，最后，“对准噶尔的征服终结了草原帝国的历史。在这之后，内陆亚洲的冲突将出现在两个依旧存在的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之间，这并不仅仅是清朝军事力量所造成。曾经保护新的游牧国家并维系他们生存的体系瓦解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更便捷的运输与交通条件以及中国旧有的帝国结构的衰落，使旧类型与旧关系迅速走向终结。”[33]
第9章是《后记：蒙古人的衰落》，此章进一步论述准噶尔败亡的诸多内在因素和清朝战略的外在作用。作者表示传统的观点认为蒙古帝国灭亡后草原就进入到五百多年不断衰落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在整个明代，不仅是卫拉特，甚至连达延汗与俺答汗领导之下的东蒙古都劫掠了中原的边界，甚至还袭击了北京。没有哪个王朝像明朝那样与游牧民族有如此频繁而又绵延不断的边界战争，这表明蒙古人在其他世界帝国消失后的几个世纪中依然是一支主要的军事威胁力量。”[34]满洲人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在草原没有统一帝国的形势下，成功的以八旗制度将东蒙古人拉入自己的体系中，进而瓦解蒙古人的各种威胁力量，将“二元化组织”的帝国形态发挥到极致。东蒙古人支持清朝对抗了准噶尔，但却是在清朝的体系内，而非游牧民族传统的“外部边界战略”，所以此后蒙古人的力量开始急速衰落。清朝通过军事分化、鼓励藏传佛教和消耗蒙古资源的经济开发不断削弱草原的力量，草原被开放给汉人，使得蒙古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清朝后期，蒙古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草原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游牧帝国的再次形成已不复可能。
三 本书的特色与不足
通过梳理全书的《总论》和各章分论来看，本书的特色是非常突出的。首先，本书确实如巴菲尔德所言，是以“游牧帝国”作为研究核心的。全书各章节按时代顺序论述，均以某一时期强大的“游牧帝国”或“外族王朝”作为标题，在叙述中也以之为重点。全书整体结构紧扣“两极世界”和“外族王朝征服中原”两大主题，可以说为读者展示了一部游牧民族为主角的中国边疆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原是草原的“边疆”。这种写法，发展了拉铁摩尔的“边疆中心论”，甚至成为了“游牧帝国中心”。其次，他这种“游牧帝国中心”更直接的体现在具体论述中，中原王朝在与“游牧帝国”交往中事实上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是“两级模式”，但中原王朝依旧受制于“游牧帝国”，明朝尝试改变这种格局，结果招致长期边疆冲突。换言之，他的观点可以被理解为中原王朝是不可能解决与游牧帝国的“两极世界”的，而唯有实行“二元化组织”的东北国家和外族王朝可以实现两者的整合。这一观点确实新颖，它发展了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并尝试用更加复杂的模式去阐释它。第三，本书尝试着将游牧民族的国家组织形式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提出“帝国联盟”这种解释模式，对于文明史上游牧民族与文明的研究是有一些探索意味的。第四，巴菲尔德将自己的人类学成果应用于历史研究，并由此提出一系列解释模式，这也是人类学和历史学结合的一次尝试，为美国中国学和亚洲内陆文明研究提供了又一个研究范式。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学家在诸如《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等著作中，便已经开始“还历史于‘没有历史’的人们”，归还所谓“野蛮民族”因没有文字而丧失的文化主体性，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1930—）在《历史之岛》中试图还原“土著的理性”。同为人类学家的巴菲尔德便在稍晚的时侯，尝试着还原“游牧民族”的主体性，这就是他进行“游牧帝国”研究的人类学背景，对人类学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第五，巴菲尔德在分论的每章后面附加了关键名称表，相对更加直观地展示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间的关系，方便读者比较。
但是本书也多有不足。第一，巴菲尔德是名人类学者且不熟悉中文，他“并非关于内陆亚洲历史研究的专门家，也并不熟悉中文和其他内陆亚洲语言，这种研究领域及语言工具上的欠缺无疑会对研究产生障碍，并可能影响其论据及论证过程的准确程度。”[35]袁剑认为巴菲尔德所做研究的价值应该在于对传统看法的挑战和为中国边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笔者认为这并不能成为学者忽视巴菲尔德的不足的理由，价值与不足同时存在，两者都应该被清晰认知。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上讲，巴菲尔德的不足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他所引用的资料及乎没有一手材料，即使引用了中国史料，诸如“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也是从柯文、伟烈亚力等中国学家的著作中析出的，这无疑会降低其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他的研究是要以“游牧帝国”为核心，但即便如此，在研究中对于“边缘”的中原使用的材料亦是二手史料，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严谨。而且他所引用的中文文献仅局限于“二十四史”，这是由其语言能力不足造成的，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很是有限，大多得自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即便是征引外国学者的成果，“也缺少某些必不可少的的经典性书籍，如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草原帝国》等书。”[36]
第二，他通过人类学调查总结出了游牧民族社会特征，并进一步阐释为“游牧帝国”与农耕文明间的关系模式，这种人类学的尝试本身是好的，但是其中有许多环节是值得推敲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富汗牧民部落和两千多年以前的匈奴部落之间有多大程度是一致的，这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很大差异的两个文化群体，能否实现“对接转换”，这都需要更多的实证和解释。但是巴菲尔德在这方面很明显交待的不够详细。
第三，他建构了“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间的关系 “两极世界”，并且“游牧帝国”在交往中处于主动地位，对中原实行内外“边界战略”。可是通过梳理全书的各章分论，会发现最适合这个模式的只有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唐朝与突厥事实上是个很含混的“两极”，因为唐朝在崛起之时，突厥已经分裂并开始衰落了，而继之兴起的回纥并未对唐朝实行所谓的“外部边界策略”而与唐朝正面为敌，甚至很多回纥人在唐朝供职，这又当作何解释？这种“两极世界”的模式是否过于强调分裂和不相容性了呢？而且，在回纥与唐朝之间还有一度强大的吐蕃，吐蕃的举动直接影响着唐朝与回纥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巴菲尔德的书中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明朝与草原的关系，他也认为草原上并未形成一个新的“游牧帝国”，无论卫拉特还是鞑靼，都没有成长为“游牧帝国”，这就与他的理论前提相矛盾了，即强盛的“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几乎同时”出现与消亡。试问明朝二百多年都没有在草原出现一个他所认可的“游牧帝国”，这怎么能是“同时”呢？当然他把这个总结为特例，于是，他所总结的“两极世界”模式三大周期中，居然有两大周期是特例。试问，一个探讨规律性的研究，居然经过考察后只有一个案例可以匹配支撑其理论模式，这样的规律性研究的结论还能成立吗？所以，这应该是巴菲尔德研究中理论层面的严重不足，由此看来，他最熟悉的研究其实应该还只是汉朝与匈奴关系的研究。
第四，由史料不足带来的问题使作者在许多细节的认知上值得商榷，虽然他立足于“长时段”来思考，但在行文中出现的问题比比皆是。兹举一例，巴菲尔德认为“噶尔丹成功的用骆驼阵抵挡住了火炮的攻击，而康熙帝则在之后被迫放弃让他行动缓慢的军队去追击撤退的准噶尔人的打算。”[37]这种观点，在没有任何史料支撑下就被妄谈是很轻率的。他所谈的应该是乌兰布通战役，这场战役的许多细节是值得研究的，目前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可是他并没有交代任何相关信息，而仅仅以这一战役就将准噶尔战争认定为“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38]借以论证蒙古尚未衰落并且仍是亚洲内陆战争主力的观点。全书中诸如此类为了服务于他的观点而被简单叙述的但实际上很值得商榷的“史实”特别多。严格的说，这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
第五，巴菲尔德也犯了许多海外中国学学者的错误，就是过分地要建构一种模式，并把它推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具体表现就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缺少对于中国文明的整体认知，习惯于从一个案例或角度入手，把中国直接“解剖”来研究，忽视中国的实际状态，从根源上讲，缺少一种文化上的体认。巴菲尔德看到生态文化上的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差异，但却硬要将其描述为一方主动、一方被动，然后二者互动，其实很牵强。对于中原王朝而言，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北方大草原。以他所最熟悉的汉朝为例，汉武帝不仅仅是北征匈奴，而且向南征服西南夷，向东灭卫满朝鲜，可是在他的论述中，仿佛汉武帝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匈奴牵制而行。实际上中原王朝绝不会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游牧民族纠缠上，巴菲尔德过分夸大了“游牧帝国”的影响力。而且，亚洲内陆草原是开放的空间，有诸多游牧民族生活其上，这样来看，“游牧帝国”的事业也不应只局限于和中国中原王朝打交道，所以巴菲尔德在构建理论模式的时候，显得过于简单化。
综上，《危险的边疆》是一部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的具有新颖理论尝试和历史解释思路意义却并不太符合历史学研究规范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其理论模式与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却不能上升为规律性的解释。“游牧帝国”的提法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和游牧文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具有拓宽视野的意义，但其根本路数仍是拉铁摩尔和魏特夫等海外中国学家的研究套路，值得学者们客观辩证的思考与再探讨。
[1]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第126—131页。
[2] 参见：《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后成为《危险的边疆》中译本代序言；《从江南雅韵到遍地情结：写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巴菲尔德的西北边疆观及其限度》，2012年7月发表于“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
[3] 参见：张经纬，《嵌入历史深处的人类学：评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朱金春，《游牧帝国的历史循环：兼读<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与<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
[4]（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11页。
[5]（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1页。
[6]（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1页。
[7]（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2页。
[8]（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2页。
[9]（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2页。
[10]（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1页。
[11]（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63页。
[12]（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67页。
[13]（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69页。
[14]（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69页。
[15]（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76页。
[16]（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79页。
[17]（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13页。
[18]（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22—123页。
[19]（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32页。
[20]（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62页。
[21]（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66页。
[22]（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19页。
[23]（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29页。
[24]（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2页。
[25]（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9页。
[26]（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50页。
[27]（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81页。
[28]（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88页。
[29]（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95页。
[30]（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10—311页。
[31]（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13——314页。
[32]（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39页。
[33]（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80页。
[34]（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86页。
[35]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第126—131页。
[36]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读书》，2009年第4期，第126—131页。
[37]（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88页。
[38]（美）巴菲尔德 著，袁剑 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