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级本科生   王雨濛

[提   要] 王国斌的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通过方法论上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欧洲中心论”，以新的视角对中西历史作比较研究。本文简要介绍了其提出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并对西方汉学界存在的西方中心论问题从其发展历程上做简要分析，将王国斌的理论方法与之结合探讨。最后指出，其著仍存在着一手资料缺乏、实证不足的弱点。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西方汉学；中国学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以下简称《转变的中国》），英文原名为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作者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的王国斌(R. Bin Wong)教授。王国斌教授为美籍华裔学者，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 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加州学派”（亦称“尔湾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转变的中国》是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为主题的，其对以往史学界尤其是西方汉学界所出现的“欧洲中心论”（亦称“西方中心论”）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思态度，尤其注意从方法论的创新上来超越“欧洲中心论”。本文拟对王国斌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作简要分析，主要着重于其理论创新；又由于该书的出炉是与西方汉学和其中出现的“欧洲中心论”问题紧密相关的，本文试对西方汉学界的“西方中心论”的发展作概要论述，将王国斌的研究置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背景当中探讨，最后对王国斌的著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王国斌的中西比较方法

 （一）比较的基础：多元论下的差异与共性

欧洲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剧烈变革，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许多学者多据此认为近现代世界是由西方塑造出来的，并往往以  “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的模式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王国斌首先承认各个非西方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反对那种认为现代世界模式只是欧洲模式的拓展。这样就“破除了上述以‘本地-  西方’为主轴的单元论的局限，主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均具多元特性，从而创造了‘差异’的多种含义(通常主要在文化方面) 。”、[①]

历史的发展是多途径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中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在一些方面存在共性。中西比较是要有异有同，有异才有比较的意义；有同，才有比较的可能。要理解区别，同时要理解共同点，要由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存在的普遍性理论。王国斌希望把中国和欧洲的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框架中，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又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②]

王国斌认为可以把能用普通逻辑进行解释的那些相似之处作为底线，去找这样的分析标准，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寻找基本的共性，之后可以导入其他差别，以探讨欧亚不同地区所走的独特道路。[③]其指出许多学者研究中西的共性时使用了太多的预设，而寻找到的二者的共性必须是最基本的。在经济方面，他找到了“斯密型动力”，在政治方面，他以国家面临的挑战，国家具有的能力以及国家承担的义务为标准对中西政治做了一番比较研究。应该说这种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它承认了中西的历史具有可公度性，但又拒绝去夸大这种可公度性，而是从最基本的规律入手，既解决了比较的可能性问题，又尽可能地克制了先验性预设的不合理性。  

 （二）“对称性”比较方法

近现代的学者在进行中西比较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将欧洲立为标准，认为其它文明也应该向欧洲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是，其它地区却未能向欧洲那样爆发工业革命，自发地走向近代化。于是，非西方的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学者们努力在寻找阻碍非西方国家“正常发展”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欧洲的变化并非是向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独特，非西方国家自身也有类似于欧洲的发展动力，抱着这样的信念，不少中国学者都苦苦寻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这都些都是以欧洲为标准，将其发展道路看作是唯一的或是更优越的。

这样的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标准是王国斌竭力反对的，当然，要去驳斥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必须有可行的理论的指导。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首先就针对“欧洲中心论”而建立了“亚洲中心论”的体系（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这点），试图对传统西方史学中的“西方中心论”作一个比较彻底的清算，但是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欧洲经验作彻底的否定，陷入了与他所要批判的逻辑类似的逻辑之中。王国斌认为，要摆脱“欧洲中心论”不能回避欧洲，相反，应该回到欧洲。[④]

单纯地为对抗“欧洲中心论”而以中国为标准的方法是不合理的，并且他认为找不到而且也不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抽象的标准对中西进行评判，因为二者的基础与现实不同。所以必须在拿欧洲的标准评价中国的同时，用从中国的观点出发，对照考察欧洲。[⑤]本书中将这种比较方法称为“对称性”比较（symmetric  perspectives）。

王国斌的“对称性”比较方法存在的基础就是其承认发展道路的多途径性。其将“对称性”比较法贯彻到自己的这部著作中，在进行比较时，试图对双方历史都作一个详尽的分析，先以欧洲为标准评判中国，再以中国为标准评判欧洲。尤其是在对国家形成进行对比时，这种“对称性”比较的优势就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以国家的结构为例，他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独立民族国家就比中国的统一优越，而同样将中国的整合性当作一种标准来衡量欧洲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合理[⑥]，二者都是在各自历史中形成起来的，并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只有二者的交互比较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他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这就避免了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又陷入另外一种中心主义。

 （三）“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结合

王国斌认为前人在研究中西历史的时候存在太多的不合理的先验的预设，这些预设严重干扰了人们的判断。人们多是从现今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出发，在历史中寻找西方“先进”的原因以及非西方世界落后的原因。学者们在分析西方历史的时候，都有从理想模式去分析西欧历史的情况的倾向，而在分析中国历史的同时，用一些成见遮盖了历史的真实，将其作为停滞的、落后的、专制的。研究历史应该从事实出发，应该回到历史中，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此，王国斌主张“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与“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相结合，认为仅用那种基于目前的状态而回溯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有其局限性的，这种方法将历史发展看做是必然的，遵循单一道路的。他认为历史发展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将历史理解为“应该”是这个状态的，而以此为准回溯历史中由什么原因才达到目前状态的。而应该将历史看作是不确定的，由“历史”为起点，去发现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可能的选择。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具有开放性与偶然性的特征，恰恰是这种分析、假设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真实。[⑦]“逻辑因果关系只能在有普遍规律和边际条件的狭小范围内求证，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是多元的，十分复杂的。”[⑧]

特定的“前瞻性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像小规模冲突的事件，但是当我们转向长时期的前瞻性解释时，就会发现困难重重。像顺序这种大规模及长期的变化，在许多方面即使不能说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特定的，因此最好以回溯的方式加以解释。从任何一个时点上预测未来变化，其挑战在于必须以途径相依的理解力，将对有限现象所作的前瞻性解释与对长期变化所作的回溯性解释结合起来。[⑨]

在本书中，此种分析方法在经济、国家形成和民众抗争中都有所使用。在经济一篇中，王国斌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进行分析，认为其未来的发展是多方向的，欧洲同中国一样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并引用查尔斯·蒂里（Charles Tilly）的观点，认为在1750年的欧洲最可能预见的是城乡劳动分工，但似乎还很难预测到工业革命的可能。[⑩]

前所述的“对称性”比较法与“前瞻性分析”和“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则构成了空间及时间的交互比较，是集“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比较”于一体的多视角的比较方法。这一方法对于超越“欧洲中心论”，纠正以往研究存在的偏离事实的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

 二、西方汉学与“欧洲中心论”

   15～17世纪欧洲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开始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更深入的交流。自16世纪末起，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将对中国的“知识”带回欧洲，欧洲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在华传教士尤以耶稣会士影响深远，他们为了使西方社会支持在华传教事业，并为了与反教会势力相驳，构建了一个远古化、理想化、静止化的中国文明形象。这种形象又被西欧的许多欧洲思想家运用，以此作为自己理想世界的投影，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自然神论者、重农思想家魁奈以及政治家杜尔阁都曾为宣扬自己的理论、主张而标榜中国。尔后，随着欧洲自身的发展，欧洲知识分子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不断增强，欧洲一些知识分子也厌倦了对中国的赞扬。而伴随着海外商人的某些“怨言”的带回，同时耶稣会士又引入理学来解释中国的不良现象，欧洲知识界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批判。可以说此时的欧洲知识界是将中国看做一块适合裁剪的布料，根据自己的需要，裁剪成不同样式、大小，将中国立为“他者”，为自己的理论作正面或是反面的论证，或是将中国作为自己理想世界的投影，或是将中国作为针砭时弊的材料，对中国或是赞美，或是批评。其思想实质中并没有中国，“中国”按西方的需要而变幻出不同的形态。但是，这个时候的一些结论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看待中国的方式，伴随着欧洲的上升，中国  “静止”、“专制”的镜像逐渐沉淀在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对以后的西方汉学界影响至深。

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注意全球势力的拓展，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逐渐支配了中国研究界，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促使汉学界借助西方的近代发展趋势重新把中国想象成了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11]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在全球势力的上升至主导地位，中国研究在美国逐渐繁盛并产生广泛影响，形成了与传统汉学研究迥异的中国学。总体而论，中国研究变成了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正是基于此产生的。[12]

随着非西方势力的上升和对传统汉学及这种对策性思维定势的不满，一些历史学家开始试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寻找中国研究的新范式。柯文（Paul Cohen）提出“中国中心观”，要求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13]而之后黄宗智更是要求理论与实证结合，尤其注重生产实践研究等实证工作，甚至号召在中国研究中抛弃西方学术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14]

透过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能看出最初其以自身为中心，用“中国”来认识自己，之后随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不断上升的地位，“欧洲中心论”逐渐支配了中国史的研究。当今的“欧洲中心论”是基于西方在现实中的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产生的，并且成为西方汉学多年来一直难以超越的思维模式。这种“欧洲中心论”对日本、中国等也影响甚深。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人们自然地将其作为发展的标准。并且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不仅面临着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还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这些都要求在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时要持小心谨慎的态度。

无论是西方传统汉学还是美国现代中国学，我们都能看出，其对中国的研究多是基于其自身面临的现实状况，并且不断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迅速地转变着研究范式。而王国斌及以其为主要成员的加州学派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下产生的。他们对以往的中国研究作出反思，将矛头直指中国学研究中出现的“欧洲中心论”问题，并不满柯文提出的从中国内部研究中国的观点，认为要将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之中，在中西比较之中才能更好地研究中国。王国斌的这部《转变的中国》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旨趣的产物，评价这本书必须理解这一点。

三、对《转变的中国》的几点思考

 可以说，西方的学术研究比较注重理论概念的建构，多是倾向于进行方法论上的发展、革新来超越“欧洲中心论”。王国斌的中西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确实是超越“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比较可取的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富有创见的观点，但这种方法也有些许不足之处。使用前瞻性分析有助于还原事件的偶然性和多可能性，但前瞻性分析方法似乎还只能是一种反思的方法，用来辅助回顾性分析来摆脱目的论的社会理论。站在过去的历史的某一点上来预测未来历史的多种可能的走向，实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本书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一手资料的缺乏。本书可谓是引用了大量的资料，但是其列举的参考文献中，中文资料仍较少，中国学术界的论述仍占极小的比例，很大程度上是参考那些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的论述。这些看来几乎成为西方中国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前些年影响颇大的弗兰克和彭慕兰的著作即是典型，实证的薄弱看来还是加州学派的硬伤。虽说西方有些学者对中国“隔雾看花”也能有些可谓是“洞见”的东西，但是实证仍是不可或缺的。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其视野内就必须有真正的“非西方”的存在。

本书经济一篇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多从反思以往学者所作的研究出发，对许多学者的结论作出分析批判，其批判又多从该学者论证的逻辑纰漏出发，然后举一两个例证来推翻观点。但是其自身提出的许多观点，倒是没有使用大量一手材料，论证时常略显薄弱。如在对长江三角洲的人口问题上，他指出黄宗智的论述在逻辑论证上所出现的问题，其引用何炳棣和施坚雅的数据来驳斥黄宗智的，但并未能说明何氏和施氏的数据的合理性，只好最后说即使他们的数据有误，单凭逻辑论证上的错误，黄的结论也很难成立。[15]可以说在他使用那些二手资料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那些著者也是有其逻辑预设的，并且可能是根据自己的论点有意识地选择材料，即使其用严密的逻辑去分析这些材料，但脱离事实的危险还是可能存在的。

一手材料的缺乏及宏观主题使得其对中国历史的论述还存在些纰误。如其认为“在欧洲，各种惯例使得能否结婚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从而常常限制了结婚率与生育率。在中国，结婚单位的形成并不要求分家，已婚的子女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大家庭乃是儒家理想的家庭形式。”[16] 实际上在中国，还是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的，庶民家庭中，除长子外，已婚子女和父母都是分家的，大家庭多是在士人家庭中[17] ，因此欧洲这样的限制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本书的宏观视角使得其中出现些纰误在所难免，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做一个比较，单凭个体力量实在是很难将整个范畴内的问题细彻研究。并且宏观的主题浓缩到这么一部二十几万字的著作中，许多结论都并未给读者展示其推理的内在逻辑，这一点在经济一篇中表现尤为明显。

另外，本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虽然经济和政治分别是本书的两个重点论述方面，但二者并未很好地有机结合起来，在讨论经济运作时，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治力量的介入。其对中国的论述主要还是根据江南的情况判断（尤其是经济方面），这必定会影响其立论的合理性。

现今史学研究是有其现实关照的，如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对比，寻找中国未能走西方道路而落后的原因。只要中国与西方在现实上的差距仍存在，这些模式就还会继续成为研究的一个理路，还有其存在的现实价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历史研究可能还是会以“欧洲”或是“西方”为中心、为标准。但是我们能看到，随着近些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大力纠正，以及现实世界的发展，许多问题都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明晰，历史道路的多元化已得到普遍认同，非西方历史的研究也摆脱了一些“欧洲中心论”话语。可以说，王国斌对以往的中国学研究都从其内在逻辑上指出了其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弊病，其提出的中西比较研究方法对于超越“欧洲中心论”有很大启发，在这样的基础上中西各自的历史也能更好地被再现。而历史研究往往正是在这样具有强烈反思精神的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向前推进。

  四、结语

 王国斌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在反思以往汉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是针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来的，是对其有意识的摆脱。这一方法的确是摆脱“欧洲中心论”的一个较为合理有效的方法。他首先承认历史发展的多途径性，肯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历史的完整性，认为中西的共性及差异并存，二者具有比较的可能；反对单纯以欧洲为标准，将其他文明的发展道路看做是“畸形”的，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必须回到欧洲，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发展道路一元论的观点，试图对比较双方的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进行交互比较；并且提出“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将历史发展看做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而不是遵循单一道路的。王国斌在理论方法上的创新还开辟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对探索中西历史的发展道路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但是王国斌在实证方面仍有一些缺陷。其参考文献虽然丰富，并且之前对中西历史已经作了较为系统的研习，但其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二手资料。可以说实证方面的缺乏还是西方汉学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弊病，并且要真正破除“欧洲中心论”，方法论上的超越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则还务必要将非西方世界真正置于其视野之中，将实证作为一个基本的标准。

参考文献：

[1]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3]杨念群著：《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5]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7]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①] 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77页。

[③]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12页。

[④]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页。

[⑤]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24页。

[⑥]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26页。

[⑦]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29-230页。

[⑧] 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⑨]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34页。

[⑩]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31、39页。

[11]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载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13]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 引述自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15]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3-24页。

[16]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第36-37页。

[17] 祝瑞开主编：《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246、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