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本科生 刘霄
赵轶峰老师的《学史丛录》一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之所以取名为“学史丛录”，笔者认为可能是因其是一本论文集锦，是作者在多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中，对历史的谨严思考，是思想的结晶。全书把文章分为五组，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史学方法论、美国研究、中国历史通论、生活中的历史与文化等五个方面来阐述其思想。这五个方面看似不相关联，实则是彼此呼应，互相渗透的。每一篇文章都对要说明的问题分析、阐释得鞭辟入里，用词准确、精当，发人深思。这样的一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从理论到实践等多方面都有重新思考的启迪作用。该书前四部分是理论性很强的学术论文，最后一部分则有作者情感的流露，使我们在佩服其对历史精深的造诣之余，亦感受到作者的人格魅力。真正的大家是有古代士大夫的精英之气的。
笔者虽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但读此书也每有渐入佳境之感，受益匪浅。因《学史丛录》是一部论文集锦，且是作者多年历史研究的成果，笔者因学力所限，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中对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所以就从中选择了两篇感兴趣的文章进行了精读，在此浅谈一下笔者对历史的几点新认识。
历史作为一门悠久的学科，有丰富的知识内涵，也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笔者以前学习的历史大多都是史实的积累，对于历史的研究方法并未认真思考过。当然历史的研究方法也得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下面谈谈历史分期和历史编纂之间的关系。随便翻看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都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先被编者分成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而在一个时期内，再加以细致地分割，以更小的时间单位来叙述历史。文学史从广义上讲是历史学的一个具体分支，其编纂工作也应是符合普遍规律的。历史编纂属于史学方法论范畴，而历史分期观念是历史编纂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之一。编纂者需要根据自身对所要编纂的历史的认识，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起一个宏观的框架，把连续不断的历史内容划分成不同的时期。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对历史的断限问题作过如下的论说：“从总的方面看，首先要根据社会性质断限；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从具体的方面看，比如说从某一性质的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则必须从经济状况、政治状况、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多方面作综合考察，以确定其本身的断限。” [①] 这是他对历史分期的看法，主张从社会性质方面进行历史分期。
在谈论历史分期和历史编纂之间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对历史分期的本质做一下说明，在这里笔者想引用一下赵轶峰老师的话：“历史分期的本质是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得到一种更简单的从而更有说服力的表述而把连续的历史内容依照某种特定的角度选择的事实和一定的观念体系分为段落”。 [②]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教科书，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事件发生的因果联系来组织材料，进行叙述的。这种历史编纂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的分期，“是依据历史事实的某种客观的或者显而易见的组织方式如朝代或者事件的始末等来把历史叙述的对象分为时间的段落”。 [③] 这在中国古代是历史编纂中惯用的方法，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是客观的现象存在。但是现代更多的历史学家则是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以此为划分标准的。比如斯大林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④] 赵轶峰老师认为“这种分期的时间的阶段性服从于‘本质'的变化和人们关于该‘本质'的认定。” [⑤] 历史编纂都是以史实材料、文献为基础的，历史是用事实说话的。我们可以对历史进行假说，但决不是空想。历史分期就是建立在所想见的历史现象、事实基础上的。而对事物性质的界定，即剖析事物的本质则是与人类的认识相关的，是存在于人类精神中的意识，是一些概念、逻辑思维等主观因素。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可以把历史划分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分期，其划分的标准、遵循的规则也是不尽相同的。事实已经存在，历史学家按照时空顺序即可以编纂出历史，做一种技术上的历史分期。这同时也说明了不按“性质”、“本质”的不同去对历史进行分期是可以写出历史的。可见其二者一个是普遍的、一个是个别的，普遍包含个别。“当一个表达分期的基础概念的理论性很强的时候，这个概念的内涵本身依托的思想体系就都参加到分期中来。” [⑥] 由于主观因素的差异，对于不同的历史分期我们应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可以有不同的体系存在，对其的评价不应该是“对”与“错”，而应该看其是否可行，其“符合客观事实的程度永远是评价分期体系的一个基本尺度。” [⑦]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基本概念，是每个历史学家编书著述需在心中首要明确的。编纂的工作只有在确定了某一历史分期观念后，才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才可以写出一部脉络清晰的著作。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工作中的一个概念，历史编纂工作受到历史分期的指导。历史分期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一个问题，技术性的分期是基本的，也是无大碍的。但按理论，根据某一概念而划分历史所受的多方面影响因素，笔者还没有做细致的追寻。
以上是笔者对历史分期观念与历史编纂之间关系的粗浅认识，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历史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是笔者在读过《学史丛录》后很有感悟的部分，这部分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学习再多的知识无非是想学以致用，历史，这样一个普通的名词放在那里，我们都很难想到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何联系。它给人的感觉是抽象的，不实用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在读了赵轶峰老师的《谈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关联》一文后，心里顿感以前的认识之浅薄。作者用精练的语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发生过的事情都可以是历史。过去学习的教科书上的历史，记下事情发展的原委，追述历代王朝的更替，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并不只是要传递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学习一种精神，一种中国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从失败中总结的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这也正是读史可以明智的原因。
过去的事情作为历史并不说明它就是过时了的东西，就是“死”了的历史。“有确定特性”的东西比如说信仰、风俗等，必定会在转变了原来的形态后，以另一种方式内化到现今的社会中，正如赵轶峰老师所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历史的内容统称为‘传统'。传统中的‘传'字，就是继承下去的意思，这个‘统'字就是确定性的意思，表示历史中的有确定特性的一些东西被继承下去。” [⑧] 中国人过春节吃饺子，使用筷子，针灸治病，瓷器玉器的工艺传承，都是对过去“传统”的一个继承，因为“古代文明在每一种使人感到兴趣的精神事业上具有丰富的真理和知识。人们以这一种赞美和感激的心情采用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 [⑨]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惯性思维的作祟下，很难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将其作为历史来对待。历史永远是处于变动之中的，然而在其中又是有规律。“这种规律，支配人们的选择，是历史运动的框架。这种框架具有普遍的和恒定的性质，对过去和现实的人类活动产生大致相同的影响，因而也是把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要素。” [⑩] 历史不是简单的说教，知识的不断积累只有与同代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才会是生动的。赵轶峰老师在《谈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关联》一文中关于精英主义的认识，发人深思。古代视“士”为治国之材，今日的社会建设主力军也是知识分子阶层。社会中激烈的竞争也来源于此。“精英主义应有控制，否则就形成社会等级特权，就不会落实平等的社会精神。” [11] 这句话说得确实精到，以历史学家独到的历史眼光看待中国的政治，为我们的现实社会敲响了警钟。把国人培养成知识分子是好的，但决不能因为其对社会有功就过分地给予其特权，今日中国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口号也决非空话。我国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思想上的约束显得较为微弱，要有效地防止知识分子阶级转变为特权等级，只有靠强有力的法律。因此法治建设也是我国社会进步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与长治久安。
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影响人们的思维、行动。虽然社会发展是日新月异的，但“历史悠久的民族的价值体系的内核是不易改变的。” [12] 中国历来被外国人视为礼仪之邦，儒家的仁义礼也并未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消失。我们对于传统的继承还是应该去粗取精，与时具进的。男尊女卑，男子三妻四妾的制度都不是与现在社会适合的，是被时代所摈弃的。赵轶峰老师在《谈谈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关联》一文中从价值的继承性角度入手，认为今天的社会与历史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这一观点是很精辟而又深刻的。
笔者从历史方法论及历史与社会关联两个方面谈了对历史的一些认识，所谈并不见得有何创见，然却是笔者的新识。
参考文献
[1]赵轶峰：《学史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青海：宁夏出版，1983年。
[3]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
[4][意]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①]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青海：宁夏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②] 赵轶峰：《学史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3页。
[③]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109页。
[④]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49页。
[⑤]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109页。
[⑥]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110页。
[⑦]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111页。
[⑧]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374页。
[⑨] [意]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1页。
[⑩]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375页。
[11]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378页。
[12] 赵轶峰：《学史丛录》，第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