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王 晖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作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许多著作。如《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他的著作以宏观的历史视角对西欧中心论予以驳斥。《当代史导论》完成于1964年，是他一生众多著作中较为成功的一部。它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该书充分地体现了他宏观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 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勃兴的世界史整体研究的新史学潮流。本文采用的中译本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张广勇、张宇宏译。读罢全书，把作者阐述的主要观点和自己的一点体会总结成下述文字与大家切磋。
其一，当代史是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历史分期问题历来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应该如何给历史分期，不同的历史学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数的历史学家看来，当代史并不以其本身显著的特征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相反，他们把当代史看作是连续不断历史进程中的最近阶段，只把它作为最接近于“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针对这一普遍想法，巴勒克拉夫指出：历史发展是个连续性过程，但连续性不是历史的显著特征，正如罗素所说：“世界全是各种点的跳跃”。([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P. 3. ,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的只标明页码。)巴氏还以事实为依据指出：“从现在的立场出发回顾一下，我们发现俾斯麦退出历史舞台的1890年与肯尼迪就任总统的1961年之间是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分水岭。”（p. 2.）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也不要去确定发生各种转变的具体日期，因为转变是总体的和宏观的。“一个时代的特征完全为另一个时代的特征所取代之前，具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一个时代的终结并不一定是与一个时代开端同时发生的，在两个时代之间可能经历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发展时期。”(p. 19.)但这是不是说历史事件就不重要，不必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一个时代的终结或开始呢？作者接着指出，我们挑选了各种各样的事件来说明这种转变，而我们之所以要注重这些事件，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转变的各个阶段的情况。其中，引起世界秩序空前紊乱的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学家来说，没有其他事件比之能更明显地显示一个时代的终结。(p. 18.)
那么，有关世界当代史的开端作者是如何表述的呢？巴氏认为，“我们没有划分当代史与现代史的确切界线”，“新世界是在旧世界的阴影下逐渐成长起来的”；(p. 16.)另一方面，他又反复暗示1890年及1960年在当代史上的重要意义。“能说明当代史不是现代史的延续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史料是大量的，通过这些众多的史料我们不难得出紧接着1890年前后的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p. 12.) “正是在这一年代，即1890年前后，大多数区别‘当代’史与‘现代’史的各种进展初露端倪”；(p. 17.) “1890年至1960年期间，我们面临着连结两头的历史过程：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p. 23.) “到1960年底，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漫长的转变时期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想要标明‘当代’史时期的开端的话，那么最合适的日期便是1960年底或1961年初 ”。(p. 29.)巴勒克拉夫把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作为确定历史断限的界标，因为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是一种新情况，表明最高层的决策权已转移到年轻一代的手中，而他们既没有受到1939年之前政治的纠缠，也没有受到“战前”的看法和精力的制约。作者说道，新时期不是突然降临的，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发展趋势所造成的。这种发展趋势大约在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其顶点。因此可以说肯尼迪的执政表明了一种变化，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形成的各种转变，至1960年底已达到了其明朗化的阶段。当我们察看这一阶段的历史时我们就更明白了作者如此划分的依据。1947至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和匈牙利事件，一直居主要地位的“冷战”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新的地区冲突点正在出现。在共产主义集团内部，中国与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起自于1957年，1959年达到了高潮。在亚洲，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建立起来的统一阵线已让位于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争端。在非洲，1958年也是形势“日趋紧张”的一年，欧洲殖民主义的枷锁尚未被完全打碎，接着又是独立的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西欧，1957年《罗马条约》表明了朝向地区一体化新形势迈进的最初阶段的完成。可见，这些都标志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形成，就是在今天，世界依然为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各种问题所缠绕。
巴勒克拉夫有关当代史分期开宗明义的论述可谓精辟，由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观点是倾向给出历史分期，但是在分期过程中既不要模糊不清也不要清晰可见，而是应该以一种全景的视野来对待，尤其是要注意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由此我想到，在我们的历史教学中，总是要把某一事件作为新时代的开端，以致大学四年毕业后，头脑里清晰地留着历史发展的几个所谓“分水岭”事件，这既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未来的历史研究工作。所以巴勒克拉夫的这一观点对我们的历史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其二，当代史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作者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了当代史的严谨之处，一是从当代史一些著作中出现的问题来论述。针对史学界在撰写当代史通常不过是“冷战”的宣传物或“时事”漫谈的现象，作者指出，这种著作所包含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他举例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时事分析家把这场战争仅仅看作是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世界之间一系列对抗中的一个事件，但是这场战争的爆发是具有历史根源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争夺在西太平洋的统治地位的具有悠久历史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p. 8.)目前，中国的当代史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并不能令人满意。一些研究者甚至耗费了毕生精力“跟踪国际时事”，但这方面的绝大多数成就，不过是一些时事综述、有时有些前后矛盾的分析和杂谈，有的甚至沦为新闻报道和舆论宣传。因此，作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状研究虽然没有迷失应有的方向但其缺陷已是非常明显：一是理论方法的缺失，即不能自觉地将理论范式或分析框架贯穿于案例分析；二是历史根本的缺失，即缺少为当代世界的根本变化寻求历史根源。概言之，在当代史或当代国际关系现状研究领域缺少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那么，当代史要研究什么？当代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近年来历史的显著特征和范围。所以，作为研究当代史的史学工作者首先要自省，我们的任务不只是介绍事实，而是要研究和探讨，要以一种严谨的态度来进行当代史研究。
二是纠正轻视当代史的观念。通过上述这些例子作者认为，当代史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有时所蔑视的那样，意味着仅仅是对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肤浅的探讨，以及根据时下思想观念来加以曲解。尽管研究当代史的历史学家必须注重各种不同的事物，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探索和眼光就一定要比其他历史学家来得肤浅和短浅。
其三，避免线性历史。全书与我们一贯接受的历史学教育不一样。以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不是以时间为序就是以国家或地区为中心，而巴勒克拉夫谈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宏观的，用一种“全球眼光”来考察历史。全书八章，从总体上论述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结构及其发展变化，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内容，而且专章论述了当代社会变迁、科学技术、人口因素、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作者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历史事件放在整个历史背景下去考虑。这种范围广泛，色彩丰富的当代史使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饱满、形象、准确。
作者为了支持自己的世界重心已经向非欧地区转移的观点，从人口因素、亚非对西方的反抗、以及观念的挑战—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的影响等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以往只注重研究政治经济原因不同，作者甚至到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之中寻找答案。并指出，自1498年一直延伸到1947年的欧洲时代已经逝去，传统的欧洲价值观念的支配地位也随之而失去了。像政治一样，文学已冲破了欧洲的束缚。(p. 270.)
其四，反对欧洲中心论。本书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公正地对待和评价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抛弃西欧中心论的成见与偏私。这本书所给我们的启示并不在于作者得出什么惊人的结论，而是从全球整体来考察世界史，抛弃了西欧中心论，他对这一史学观点的批判，贯穿全书。巴勒克拉夫认为：传统研究历史的方法是从历史的特定时刻着手的，如研究1815年维也纳协定，19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这必然要导致欧洲中心论，而历史学家的出发点应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全球体系，主要关注的是解释这种体系是怎样形成的，而不仅仅是对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肤浅的探讨。正如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时，欧洲仍保持了战前统治地位的幻觉，他们并未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来，可见，欧洲政治家的思想意识仍为旧世界的范围所左右。他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支配各国关系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为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巴勒克拉夫在分析1898—1905年间欧洲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与国际形式的变化后说道：“欧洲中心论正在迅速失去其有效性，实际上欧洲老大地位正在走向结束，其活动范围由于新的欧洲以外的强国登上历史舞台正在收缩，决定全球政治结构的不再是欧洲均势体系。”(p. 92.)可见，作者正是用全球眼光来考察这一历史时期东亚形势的。
在第三章作者从分析人口因素的发展趋势指出白种人和有色种人之间的平衡正在迅速转变。这一时期全球人口比重所发生的重心不再倾向欧洲的转变，在巴勒克拉夫那里成为非欧洲世界向欧洲政治霸权挑战的“先决条件”。“这种发展趋势的意义是，它不仅表明人口增长的不同速率的作用不利于欧洲，而且表明非欧洲的生产、文明甚至权力中心的重要性不断提高。”(p. 84.)第五章更是以亚非的民族民主运动作为全章阐述的中心内容，通过叙述亚非人民如何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反抗欧洲霸权主义、西方如何采取内部自治、联合、同化等多种手段试图挽救其统治，结果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指出欧洲统治的终结。
由此，巴勒克拉夫正确地指出：“当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欧洲优势的衰退，以及世界重心向非欧地区的转移。(p.22.) “亚非在世界上相对地位的提高，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p. 198.)
纵观全书，作者以通俗易懂的笔触为我们揭示了深刻的道理，可谓水到渠成。虽说此书是当代史导论，但它所提供给我们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作者所说的全球史观是要求历史研究者要摒弃狭隘史观，通过扎实的基本功，透过历史现象研究更深层次的原因，继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才是作者真正的目的所在。更重要的是作者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研究历史，他研究的历史既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也不仅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而是通过研究历史的各个层面给大家描绘一幅更加生动的历史画卷。其实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学的钥匙，作者也以自己的行动给历史研究作了注解。世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多面体，历史又何尝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