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谢进东
[提 要]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通过过去可以把握现在并预测未来。历史的作用在于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并通过其预测功能为社会规划提供参考。但其实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专业素养，来减少或者排除这些因素的制约，从而保证历史作用的实现。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 史学家 历史神话 历史功能
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著《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本文所用的中译本，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充分体现作者精深史学思想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主要是作者在20世纪60—90年代的30多年中为参加一些重要的学术讲座、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而作，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对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关系的探讨；对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及马克思和历史学关系的论述；对一些正在流行的史学思潮和史学流派进行审视和评价，如后现代主义和计量史学；以及对一些与当代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问题发表看法，如20世纪里普遍存在着的、正在日益摧毁由启蒙运动而继承下来之文明规范的野蛮现象，等等。这些看似不甚相关的诸多话题却有一个逻辑严密的中心主题贯穿于其中，即历史对人类生活及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些作用的发挥会受到哪些诸多因素的限制以及作为史学工作者为了更好地发挥历史的作用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如何努力减少或者排除这些因素的制约。
（一）
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包括史学家在内的所有人都可能面对、思索并会给予回答的问题。答案可能会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所处社会背景的差异以及思考问题角度的多样而众说纷纭，难以统一。然而，历史的作用在于为当下社会及其发展提供借鉴则是大多数人容易达成的共识，以史为鉴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积极推动因素。不过，史学工作者或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即使也认同上述看法，但他们得出结论的方式却与众不同，因为他们的结论主要是通过对过去的实际考察以及从过去与现实甚至未来的紧密联系中得出的，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变革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对历史作用的看法是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的。这正是专业史家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区别于他人的关键之所在。作为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认为，如果历史得到客观、合理的解释并被正确地加以运用，则不仅可以为当代社会的运行提供借鉴，而且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未来，以便为社会制定规划提供参考。
霍布斯鲍姆的上述见解来源于他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内在统一连续体的深刻认识。人类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由于人性存在着共同性的一面，人类的生活习性及社会传统必然具有相似性及延续性的特征，因而所有的人都需要在过去中确认自己的位置，这也就决定了“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通常意义上，过去是打开遗传密码的钥匙，凭借遗传密码，每一代才能复制其后代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现在情况依旧，法律制度中的先例总是基于习惯（也就是习俗、传统）法即为明证”。（《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p. 29.，以下引文皆出自该书，固只注明页码。）由此，我们研究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发现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解释历史，并提供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由于“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那么“除了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并有可能理解未来的某些事情这个事实而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样也是明显的，因为理解现在与理解过去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p. 248.）也正是由于“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模型”，那么当下乃至未来的人类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过去逻辑发展的产物。因此，通过发现、解释和理解过去来把握并预测未来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有人类和所有社会都根源于过去……基于学识、记忆和经验的人类绝大部分自觉行为，构成了不断面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巨大连续体。人们不禁要通过解读过去来试图预测未来……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合理的推论：总的来说，未来与过去具有系统的联系，但反过来看，过去并不是客观背景与历史事件的任意串联。人类社会的结构、他们的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变化和变革，本身已限制了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数量，决定将要发生的某些事件，而对其余的大多数事件也有可能用或大或小的概率推算出来。这里包含一定（当然是有限的）程度的可预测性，但我们知道，这绝不能与成功的预言相提并论。”（pp. 43-44.）
在此，霍布斯鲍姆将未来的可预测性与成功的预言区别对待，意在指出历史预测不同于其他形式的预言，历史预测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其不同于一般预言的典型性。首先，历史学家们关注的是一个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事物总是千变万化、不可捉摸的。如此，便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目标不可能穷尽对历史上一系列具体事物的微观考察，而只能是指向社会结构和组织特征的宏观勾勒，因而，历史预测只可能提供一种宏观的社会结构图景，实际上它也正是历史预测所最需要的。其次，这种对社会结构、组织的宏观勾勒注定历史学家像其他理论家一样，并不关心对历史预测的验证。认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变迁趋势的分析必须“作为可证实的预测命题来详加阐述”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毫无可能，实际上也毫无必要，甚至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这种说法缩小了社会分析的范畴，误解了历史，而历史研究的精髓在于研究不同时期错综复杂的变革”。（p. 48.）历史预测的上述两个特征，一方面，说明了历史预测绝非等同于成功的预言，因为它只是一种对社会结构、历史发展趋势的说明，包含着许多未确定因素，因而就逻辑上而言不可能预见未来确定的事物；另一方面，说明了历史预测必须基于详细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慎重地把基于分析的预测与基于欲望的预测区分开来……上述两种预言，尽管有联系，但并不同源，确切地说，我们会接受第一种预言而不会接受第二种预言。”（p. 46.）详细的历史分析是与历史预测没有固定的模式相联系的，“探索过去、以便帮助预测未来，往往没有固定的程式，在本质上要求我们作出比迄今为止更多的分析”。（p. 23.）只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看成一个连续发展的统一体，进而对历史变革的过程进行详加考察，才能做出较为合理的预测，而历史发展、变革的不确定性又决定了历史预测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在分析未来如何发展、把未来看成历史变革过程的延续的历史决定论的基本方式，与迄今人们对系统的社会模型的普遍要求、亦即对某些相对固定的东西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冲突。乌托邦在本质上是一种固定的或是自动复制的形态，只有那些不去描绘它的人，才能避免乌托邦本身蕴含的与历史无关的历史决定论。甚至较为现实的‘完美社会’或理想政治体制的模型，尽管人们设想它会适应形势的变化，但人们仍是以相对固定的可预测的体系和价值框架对其进行设计的，而这个框架不会被变迁所打破。”（pp. 22-23.）建立在详细历史分析基础之上的历史预测与那种“对系统的社会模型的普遍要求、亦即对某些相对固定的东西的需求”式的乌托邦预言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以历史变革的过程为前提，并随时依据社会的变迁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后者则是出于对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计出的一种固定的预测模型，其固定之处就在于它不会因为持续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而有任何改变。实际上，二者区别的关键问题，是它们对过去的态度以及对历史经验的选择问题。
由此，充分、合理地认识过去，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从而吸取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服务于现实，而且还有助于历史预测功能的发挥以便为规划社会的未来发展提供启示。鉴于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着忽视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弊病，霍布斯鲍姆不无感慨地说道：“我承认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主要启示建立在历史经验和历史前瞻相结合的基础上。比其他人更了解过去是历史学家的天职，不论使用理论与否，只有当他们学会辨识异同点时，他们才是称职的历史学家……不幸的是，历史经验同样教给历史学家的一件事是：似乎没有人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p. 40.）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社会弊病的根源就在于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着两种文过饰非的力量，正是它们使得历史经验不能被很好地加以吸取，历史教训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一种力量……就是使用各种机械模型和机械装置的与历史无关的、工程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种力量……就是出于非理性的动机，对历史系统的歪曲……作为启人心扉和意识形态的历史逐渐成为自我辩解的神话。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历史已经证明，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更具欺骗性的了。”（pp. 40-41.）因而，若要使历史的作用得到积极的发挥，就需要借助史学家的力量将整个社会的行为与规范建立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而根本上则需要破除两种“文过饰非”的力量，即改变那种机械式的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以及理性地对待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宣告历史神话的终结。
（二）
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为现实生活提供指导是学习历史的主要动力，也是发挥历史作用及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然而，历史如果被有意歪曲以致被滥用，则从虚假的历史中获得的经验不仅无益于指导现实，反而会妨碍历史作用的发挥，甚至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历史的是与非、事实的存在与否显然是界线分明、不容怀疑的，因而对它们做出判定远没有像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事物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与选择那样来得复杂，因为是非判断并不涉及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辨明是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更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当下西方世界正在流行的模糊事实与虚构之界线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以历史为业的霍布斯鲍姆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各种各样的智性组合——简言之，在事实和虚构之间根本没有截然的区别。”（p. 6.）但实际上，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显然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历史学家应该掌握辨别事实与虚构的基本能力，而不应成为捏造事实的能手。对客观存在的否认、对历史知识或解释功能的可能性发生质疑的后现代主义，正日益撼动并削弱历史学。霍布斯鲍姆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中并未像在文学和社会人类学中那样广泛流行，但对事实和虚构、客观现实和概念性的语言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的这种十足相对论却是关乎历史学成立与否的根本问题，“如果在什么是事实和什么是我认为是事实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那么，我个人所建构的现实就如同你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一样完美了，因为‘话语是这个世界的建立者而不是镜子’。”（p. 314.）历史学是一门讲求实证的科学，历史研究所采用的“正确检验”原则与坚持证据至上的法庭程序颇为相似，甚至有着相同的方式，这“证明了历史事实与谎言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当一名无辜者被指控犯谋杀罪时，他希望提出证据，要么就证明其无辜，这里需要的不是‘后现代的’理论家的方法，而是旧式史学家的方法”。（pp. 315-316.）的确，历史事实与谎言之间的差别并非意识形态的差别，但是历史研究绝不会像法庭审判那样能够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当谎言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下被编造出来的时候，则结果就会显得更为复杂。
实际上，只有在区别历史事实与谎言这个层面上，史学家才会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就像法官完全凭借证据来断案一样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一旦脱离这个前提，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与重建乃至对史书的编撰都不可能不受个人的情感、经历以及所处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学是被史学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主体化的一门社会科学，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每位史学工作者都不可能脱离各自社会和时代的背景来思考历史，也必然在所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来编撰历史，因而只从事那些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研究，对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课题则保持沉默。史学研究被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就是历史学难以获得纯客观的科学合法性，或者说历史学具有非科学合法性的特征，而这种非科学合法性如果把握不好便容易导致历史被误用。“历史编撰学与当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如影随形——就像克罗齐指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开启了误用历史之门，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的外表下，作为客观的观察者和分析者置身于他的研究之外。我们都陷入到了我们时代和位置的设定之中，甚至当我们在干像修订旧教材那样远离今天公众激情的事情时，也不例外……我们许多人都乐于写出能为我们的民族或事业所用的著作。我们无疑会禁不住按对我们事业有利的方式，去解释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能还会不禁要回避有可能不利于阐明我们事业的课题的研究。”（p. 320.）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包括史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都不可能获得完全客观的科学合法性，他用“党派偏见”来标明这种非科学合法性，认为“人们对待各门学科的态度往往是或应该是有党派偏见的，因为学科本身即有党派偏见”。（p. 143.）就历史学科本身而言，党派偏见包括两个相互重叠的部分：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党派偏见，阐明了研究客观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进程与研究结果的不同的差别；另一个是关于人的党派偏见，阐明了因为历史学家的主观行为而声称从中得出的结论。（p. 142.）关于事实的党派偏见也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党派偏见，它不是基于对已证明的事实的分歧，而是基于对事实的选择和合成的分歧，以及对从中推论出的结论的分歧，也即研究客观事实的过程和结果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需要而忽视历史的客观存在。这显然是一种将意识形态扩大化、极端化了的党派偏见，它与关于人的党派偏见或“主观的”党派偏见有着本质区别，因为后者虽然承认由于意识形态在研究活动中的主观渗透而导致的研究结论的差异，但它并不否认事实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研究结果不论有多大的差别都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如果像“客观的”党派偏见那样抛开客观的参照系而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便是为历史虚构和捏造历史提供合法性依据，最终导致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历史神话的兴起与泛滥。
霍布斯鲍姆认为，在“客观的”党派偏见的影响下，以历史研究的过程和结果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的那种历史学越来越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所利用，它们需要从虚无的过去中为其自身的合法性存在寻找依据，因而必然会歪曲历史、构筑神话。“对今天用种族渊源、宗教信仰、用过去或目前的国家边界来确定自己地位的人而言，神话和虚构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试图从一个模糊不清、动荡不定的世界中寻找某些确定的成分，并宣称：‘我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并优于其他民族’。”（p. 8.）而民族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装扮成历史、以神话形式出现、扎根于历史之中的认同文化的一个标准事例，因为“民族是假装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具有历史新颖性的实体……民族主义的说法，不可避免地包括了时代误植、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之事，在极端情况下还有谎言”。（p. 313.）现实社会如果令人不满，历史可以提供模型，使现实按令人满意的形式重建，过去的日子也就成为现实社会的当然归宿，因而回归过去便成为塑造现在乃至未来的依据。但是，回归到真实的过去与回归到虚无的过去必须被严格地区别开，回归到从不存在、但经虚构可以用于某种目的的东西上去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虚构。像犹太复国主义这种历史的虚构，或是同类意义上任何现代民族主义，都不能被视为对过去的回归，因为“它所虚构的那种范围的民族国家及那种组织在19世纪前根本就不存在。它不得不用移花接木手法假扮复国运动。就其实际，犹太复国运动不得不捏造历史，以便对本非它们的果实提出要求”。（p. 3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典型，它所试图恢复的犹太国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捏造一个历史上并存在的民族国家，只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神话。这种试图把虚假历史弄假成真的历史神话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就像罂粟是海洛因毒品的原料一样，对民族主义的、种族或是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历史就是他们的原料。在这些意识形态中，过去是核心要素，很可能是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适用的过去，他们常常会捏造过去。的确，按事物的本质，通常不会有完全适用的过去，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声称已证明为正确的现象并非古代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只不过是对历史的虚构而已。”（p. 5.）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作用下，历史学家最容易为民族主义所利用从而充当历史神话的编造者，结果是使虚构的历史被合法化。历史学家通常只是关注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但他必须放眼全世界，因为这是理解任何人类特殊历史的必要前提，毕竟所有局部地区的历史自始至终都是世界历史这个统一体的一部分。因而仅仅为犹太人设计的历史不可能是好的历史，尽管它可能对使用它的人来说是很舒适的历史。只为某个集体、民族和国家而捏造历史，“在这种情形下，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出人意料地扮演了政治演员的角色……就像爱尔兰共和军在学习把化肥改进成炸药的车间一样，我们的书斋也能变成炸弹工厂……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p. 6.）
作为一个极负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深切地体会到“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是不依赖他们的同情心的”。（p. 317.）仅仅以一种同情心来对待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是一种传播的知识，它不是祖传的记忆、也不是集体的传统，而是人们从牧师、学校教师、史学著作的作者、刊物和电视节目的编辑那里学来的知识。因此，“历史学家们必须牢记自己的责任，这首先要求他们从身份认同政治的激情中退出——即使我们也感受到这种激情，也必须退出。”（pp. 8-9.）至少，历史学家应该坚持自己的职业准则，避免成为政治权势的附庸，我们更不应该成为历史神话的编造者和宣传者，但事实上“那些需要和利用史学家们生产的商品的非专业学者，那些为此建构了最大的以及由政治决定的市场的人，是不会受‘严格的科学程序’与‘修辞结构’之间的明确区别的困扰的……他们关于什么是‘好的历史’的标准，就是‘对我们有益的历史’——即有益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或者仅仅是‘我们感情上满意’。不论他们喜欢与否，职业的史学家都是在为非专业人士提供素材以供其使用或误用。”（p. 313.）历史学家之所以被利用，是与历史学科的性质分不开的，具体地说，历史学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发挥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由此与历史学科的标准构成一对矛盾。但历史学家不应该以此为由而放弃历史学的标准，在普遍性和认同感之间，普遍性必然置于认同感之上。历史学家必须坚持自己的学科准则，在辨别历史事实与神话之间应该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必须在“客观的”党派偏见与“主观的”党派偏见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以为“只要政治上需要，就必须在科学话语中设立一个政治上的对应物的任何形式的党派偏见，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理由。”（p. 147.）任何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为虚构的历史或历史神话提供坚实的基础，在前学术化时代或许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制止历史神话，但到了学术化时代的今天，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有责任对这些虚构的历史和神话进行证伪，并加以彻底地解构。
历史学家应该坚持证据至上、捍卫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坚持证据至上、坚持可证实的历史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的重要性，是履行史学家使命的惟一途径。”（p. 316.）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每个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不论他们思想上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其论点都必须遵从正确检验原则，必须采用原则上不受党派偏见支配的方法和标准。作为神话破坏者的历史学家其功能的发挥必须牢牢地建立在证据至上和正确检验原则的基础之上，但同时这种以证据检验为基础的史学功能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首先，历史学家的批判能力是否定性的，他们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一个基本事实。其次，历史学家只能驳倒一个已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为基础的神话。通常只有在历史的神话、尤其是民族主义者的神话的本质上，这样的假设中才有一些可以被证明为是虚假的。再次，历史学家在短期内对那些愿意相信历史神话的人是无可奈何的，尤其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无数新建立的国家，如果那些人掌握了政治权力，控制了那些至今仍然是最重要的传授历史知识的渠道——学校，史学家对他们就更无可奈何了。（pp. 318-319.）但是，上述局限并不妨碍历史学家揭穿现代民族主义的虚假本质，从而在无视客观存在、完全建立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历史神话与受到意识判断方式影响而体现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历史话语系统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宣告历史神话的终结并非绝对地否认甚至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要加深对模糊事实与神话之间界限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认识成果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的历史实际。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历史神话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在其存在的基础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它不会因为历史研究工作的进展而自动消失。因而，历史神话的终结只有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史学研究自觉性的角度上去理解，才是有意义的。其意义不在于从本体论上制止历史神话的再生产，而是从认识论角度上澄清了历史事实与历史神话之间的明显界限，维护历史学的科学性，最终有利于历史作用及社会功能的发挥。
（三）
如前所述，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主要存在两种“文过饰非”的力量（一种是使用各种机械模型和机械装置的与历史无关的、工程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种是出于非理性的动机而歪曲历史）使得历史经验不能被很好地吸取，从而妨碍历史作用及社会功能的发挥，因而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除了需要理性地对待历史，揭穿历史神话的虚伪之外，还需要改变那种机械地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法。而后者主要是一个涉及如何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霍布斯鲍姆在《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花费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他主要是以马克思对历史学的贡献以及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为中心来探讨的。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社会史开创者之一的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及研究方法明显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并以此标榜自己的身份，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并不否认我的马克思主义标识。如果没有马克思，我就无法产生对历史任何特殊的兴趣……是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活跃的领域，让我找到了研究课题，并启发了我的思路。”（前言，p. 3.）霍布斯鲍姆新社会史的史学观念及研究思路正是在马克思的启发下逐渐形成的，并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霍布斯鲍姆的新社会史观念或总体史观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19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只限于对政治史、军事史等的叙述，主要是为英雄伟人、帝王将相作传记和年谱，从而忽视了对普通历史事件的记叙，因而根本不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历史是包罗万象的关于人类过去的学问，只有包括人类事实总和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所以，历史研究应该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叙述。而在这一点上，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具有绝对的开创性意义，他是“任何较为规范的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迄今为止——他是惟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进程，就意味着，即使你不接受马克思的答案，但你至少要提出同样类型的问题”。（pp. 193-194.）在这种整体史观念的影响下，霍布斯鲍姆倡导建立“新社会史”，即范围广泛的“社会历史”。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历史是历史”，必须把与人类行为相关的整个社会活动都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社会的历史是在一起生活的特殊群体、并按社会学的标准加以定义的人的历史。它是一种各式各样社会的历史、也是（如同区别与类人猿和蚂蚁社会的）人类的历史，或者是某些类型的社会（如用‘资产阶级’或‘游牧’这类词汇定义的社会）及其潜在的关系的历史，或是被看作整体的人类普遍发展的历史。”（p. 90.）霍布斯鲍姆所倡导的新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它与传统的社会史的最大区别在于拓宽了历史研究对象的范围。鉴于历史研究对象的总体性及不可分割性，他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社会史、经济史、人类学史或是精神分析史，而只有一门历史即“社会的历史”，因为在他看来把一门“社会的历史”划分成经济史、社会史等，就好像把历史的货物分别装进一系列互不相通的容器中一样不可思议。他甚至认为，即使由两种学科结合而成的新学科也仍然不能替代“社会的历史”，“社会史从来就不能像经济史或其他用连字号连接的历史那样专门化，因为它的研究课题无法割裂开来。我们把人类的某些行为划归经济史，只是为了逻辑分析的目的，然后从历史角度加以研究。”（p. 84.）的确，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它的研究课题无法割裂开来，因而我们应该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看待社会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专门化的历史学科都难以替代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因为这种专门化学科的定义本身就限制了它们从社会的整体来研究历史的可能，因而不能够涵盖整个社会史研究。不过，即使像经济史这样的专门化学科虽然不能包括整个社会史，但它却有助于社会史研究在某一个领域的深入，只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其加以研究，因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不能完全凭借某一专门学科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现象。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都是与人类生活及行为有关的社会现象，但二者关注问题的目的、方式及研究方法是明显不同的。由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历史学关注的是特定时间、地点所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极其演变过程，并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或因果关系，从而运用一定的历史理论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进而概括出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或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史学研究需要把宏观的结构分析与微观的具体阐述结合起来。霍布斯鲍姆把史学研究中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比作自然科学家手中的显微镜与望远镜，认为二者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同样不可或缺的。针对当时普遍重视微观而忽视宏观研究的现象，霍布斯鲍姆坦言道：“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在研究同一个宇宙，那么，在微观与宏观世界之间作出选择就是一个选择适当方法的问题。更多的史学家认为显微镜在当今起着强大的作用，这相当重要，但这不一定就意味着他们抛弃了望远镜，认为它们已过时。”（p. 220.）与历史学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具有重复性或相似形的特征，这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并不需要详细考察每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极其存在，而是要从社会结构及运行机制的变化中概括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以便为人们作出合理的社会规划提供一个有用的模型。一般而言，社会学研究一般主要采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有鉴于此，霍布斯鲍姆特别强调，应该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如社会史与社会学、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
霍布斯鲍姆特虽然区别对待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但这并不表明二者没有任何关联，“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历史既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以种种借口与其他学科断绝联系。”（p. 71.）霍布斯鲍姆并不否认历史学家能够从其他社会科学家那里获取营养，实际上他所开创的新社会史正是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产物。不过，霍布斯鲍姆认为，“如果非历史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已开始提出恰如其分的历史问题、并要求历史学家作出回答，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尽管现在有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已成为我们这个领域十分出色的专家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进入历史学科的大多数学者仅借用了一些粗糙、机械的概念和模型……简言之，由于历史学家们都愿意向其他学科学习，现在的情形是需要他们去教，而不是要他们去学。社会历史无法用套用其他学科现有少量模型的办法来撰写；它需要构建适当的新模型，或者，至少需要把生存的发展概略地放到这些模型当中。”（p. 86.）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模型及结构—功能分析法虽然便于发现社会的宏观结构及其演变的一般特征，从而有助于开展“社会的历史”研究，但新的社会史研究却不能完全依靠从社会学中借用来的这种机械的“结构—功能”或“模型”式研究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虽然注重探究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征及其演变的一般模式，但它却忽视了具体的历史变迁，或者说缺少对具体历史现象的分析。而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一门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结构、存在和变革的机理及其变革的一般可能性和变化模式，而且还应该关注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是历史学家，因为“真实的历史则是我们所必须要加以解释的……社会历史因而成了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模型与最实际发生的具体现象之间的纽带”。（p. 90.）社会历史的独特性要求它应该有不同于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和模式。因此，霍布斯鲍姆强烈反对把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套用到历史学研究中，他说：“对于有人把社会史作为一种向后反推的社会学，我持完全怀疑的态度，这种前景如同把经济史变为向后反推的经济理论的前景如出一辙，因为这些学科现在还没有为我们研究长期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变迁提供有效的模型或逻辑框架。”（p. 87.）社会的发展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史家应该加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说，研究社会的历史特别是从宏观上把握社会的结构和变迁需要一定的模型的话，那么它也是将模型设计的重点放在促进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上，“社会的历史要求我们，如果不提出一种定型的和精致的结构模型，那么至少也要提出一种大致的研究前提及有效假设的通则，其内容是：究竟什么构成了我们研究课题的中心连接点或是课题的复杂联系，当然，其中自然包含了一种模型。”（p. 91.）在历史研究中，霍布斯鲍姆虽然赞同模型的运用，但模式研究不能替代一切，关键在于把模型假设和具体阐述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应该设定模糊的假设，对此加以精确的研究，并问问自己，是否这种方案事实上最适合于社会本质和社会结构的阐述、适合于社会历史变革（或稳定）的机制，是否基于其它问题的研究方法可以与这个方法协调起来，或者更倾向于采纳这个方法，或干脆能够叠加到一起以产生与毕加索的那些肖像叠加起来同时显示出正面和侧面效果相类似的历史效应。”（p. 92.）只有对历史过程加以精确的研究，才能反映历史变迁的实际过程。因此，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事实的具体考察，把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研究的落脚点，而不是玩弄纯粹抽象的概念和模型。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结构、模式研究尽管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示范，但由于它忽略具体的历史变迁、忽视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甚至否认历史与变革有着相互的关联性，因而实质上这种用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做法，在历史研究中必然暴露出明显的缺陷。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学中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既始终坚持社会结构的实际存在，又坚持社会结构的历史性，亦即重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p. 170.）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研究历史时从来都是将抽象的理论概括与具体的历史分析相结合，仅仅依靠抽象的理论、普遍的原则是行不通的。这是由于马克思懂得：在历史上，经济从来都是特定的社会和环境下的经济，生产也从来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由社会个体所从事的生产”，而普遍性原则不论有多复杂，却不足以把握任何真实生产的历史阶段或生产阶段变革的本质。所以，霍布斯鲍姆以为，马克思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综合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他所勾画或暗示出的、人类历史由原始地方自治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态，一个是他对与过去的特殊方面、特殊时期和特殊问题相关的事物的具体研究。”（p. 184.）历史研究只有在一定综合理论的指导下展开对历史事实的具体阐述，才能够反映人类的历史经验和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只有把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研究起点的史学研究才能够在吸取人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历史的社会功能。
历史研究如果忽略对历史事实的具体阐述、无视人类的历史经验，这无异于拒绝历史、抛弃历史，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现代社会科学以及政策的制订和规划总是追求一种科学形式和技术操作的模型，这种模型故意忽略人类的历史经验。分析和预测的时髦模型就是把所有可得到的现行资料输进国家或真实的超级电脑中，由它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忽视人类历史经验与历史无关甚至是反历史的计算，只不过是闭目塞听，甚至比不上那些眼睛尚能管用、但缺乏整体视觉的人。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类社会经验和知识。而且，在人文研究领域，大概也只有历史学家必须按历史的思想方法来思考社会变迁、内部关系及社会变革。历史独立地为人类确定了方向，如果没有历史，任何人在面对未来时，不仅像盲人摸象，而且是盲人瞎马，尤其是在科技时代更是如此。霍布斯鲍姆以1980年6月美国的观测系统对卫星信号的误读而做出苏联的导弹正飞向美国的错误判断以致于差点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例，说明这种缺乏历史经验的科学技术装置所存在的潜在危险性。他认为，这些虚假警示的发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归谬法，它在思考未来时完全脱离了历史。而如果让历史学家介入几分钟，就足以阻止一场灾难性的毁灭，因为历史学家在脑海中对战争如何爆发或将要爆发都有一个理性的模型，而这种模型是建立在“对过去的分析和过去的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p. 59.）但是，如果史学研究只注重宏观的结构分析和抽象的理论概括而缺乏对过去事实的具体分析，那么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及其设计的科技装置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此以来，过去人类的历史经验如何获得？建立在“对过去的分析和过去的资料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理性模型又如何可能？“历史理性在估价未来和人类行为中无与伦比的作用”又如何实现？显然，在这里我们依靠的是历史学家在充分认识历史学科独特性的基础上，掌握合理而又科学的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必须将抽象的理论思考与具体的历史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对历史的认识深深扎根于历史之中，也就是把历史理论的概括牢牢地建立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历史学家才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也只有真正的历史学家才能够保证历史的作用得以实现。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既负有社会责任感，又具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历史学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启发了他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而对历史学社会功用的阐述又加深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只有客观地对待历史，才能够维护历史学的科学性；只有认识到历史学科的独特性才能够掌握科学的史学研究方法；只有既维护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又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史学家才能保证历史作用得到有效地发挥；也只有以历史作用的实现为归依的历史学家才是合格的历史学家。将历史学的科学性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意识统一于史学家史学研究的实践中，是《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给读者的基本印象，也是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