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汪力

 

[摘  要]坂野润治的《明治·思想的实像》一书对竹内好所塑造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叙述，“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的“对立”进行了解构，指出明治日本对外论的论者们会在不同的场合主张“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决定其主张变迁的并非思想信条而是一时的局势，其一贯的目的则是为日本的扩张辩护。这对我们今天研究亚细亚主义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明治日本；对外论；脱亚论；亚细亚主义

 

在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明治近代”与“高度成长”光环以外的现代日本的学术思想时，有的论者发现对“亚洲”的关注是日本与中国学界不同的一个特点。而后，经过20多年的交流与译介，今天至少东亚近现代史、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已经很熟悉这一主题。^[1]然而，熟知非真知。特别是以对竹内好的译介为中心所形成的“亚细亚主义”论说，在令很多关心亚洲的“主体性”的论者感动之余，很难不从有关的论述中感到某种“违和感”，并且无法理解有的论者所倡导的理解竹内好的“大东亚战争”论说的思想理路。或许这会被看作某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意识，但在笔者看来，这或许体现了来自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某种健全的敏感。

本来当昭和日本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话语时候，本身就意味着对明治以来种种“东亚”、“日中提携”的言说的真实背景的故意遗忘。而到战后竹内好建构起他的“亚细亚主义”传统的思想史论述时，所面对的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状况。虽然作为安保时代的思想明星，竹内好在战后思想上留下了巨大的轨迹，但这也必然意味着对他所建构的论述的异议的存在。当“安保斗争”的革命浪漫退潮之际，来自实证史学的批判也就成了某种必然。于是，1977年历史学家坂野润治的《明治·思想的实像》^[2]的出版，也就获得了其学术史的定位。

1937年生的坂野润治，在东京大学的大学生时代曾经是左翼学生“造反”组织的活跃人物，而在运动挫折以后，放弃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斗争，转向近代史研究，进入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者伊藤隆门下。伊藤隆作为实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以致力于史料搜集分析，打破马克思主义史学霸权，开拓近代史研究新局面著称。80年代他与坂野等弟子们完成了一场对占据日本近代史研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革命。不过伊藤后日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积极投入右翼的反动历史观宣传工作中。而坂野作为弟子，日后却并未追随其师走上“保守反动”的道路，进入90年代以后反而“不忘初心”，积极提倡模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构想，并最终为民主党所实现的“政权交代”提供了历史叙事上的依据。

不过在1977年的时间点上，坂野还是作为新锐的实证历史学者出现，《明治·思想的实像》的问题意识，也更多由坂野自身所经历的战后思想进程所规定。竹内好所创作的“亚细亚”论说，对近代日本的“脱亚”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赞美中国革命的同时，又勾勒了出了一条从西乡隆盛到“近代的超克”的“另一种可能”的谱系，^[3]从而对战后日本左翼思想界的中国革命崇拜，对日美安保体制的批判与“亚洲连带”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作为左翼运动的经验者，坂野对这一神话的清理也意味着对自身历史经验的一种清算。

竹内好式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史叙述的典型例证，不难在近年的汉语学术界找到。例如一本影响颇广的概述性书籍就论述，亚细亚主义是近代日本在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威胁时所产生的区域连带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前，是一种比较“真诚”的亚洲连带论，可以称之为“古典亚细亚主义”，到甲午战争以后，逐步“变质”为带有“国权”意识的“支那保全”论，此后终于发生“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4]这种叙述究竟是否符合实际，所谓“古典亚细亚主义”是否“真心”主张“亚洲连带”，通过坂野的历史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一

 

在“序章”“作为思想实像的对外论”中，作者阐述了此书的方法前提。在对明治、大正期的对外论的研究中，“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的对立得到了重视。众所周知，福泽谕吉在壬午兵变（1882）之前是积极的“亚洲连带论”的主张者，提倡“改造”朝鲜和清朝，可到了甲申事变（1884年）之后却写下了《脱亚论》，号召和西方国家一样侵略中国，“绝东方之恶友”。依据福泽自己的解释，他原先期待清朝和朝鲜能够进行日本式的改革，和日本一起抵抗西方，然而逐渐发现两国十分顽固，并不能这样做，所以感到失望，进行了思想转换。因此这在战后的研究中也被视为福泽的思想“转向”。

对于这一图示，坂野提出了疑问。与两次鸦片战争期和义和团战争期相比，1880年代反而是罕有的东亚秩序相对稳定，西方侵略的危险比较小的时代。反之，《脱亚论》的时刻日本也远没有和西方列强为伍的国力。固然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各有不同，但当言说者的话语离现实太远的时候，不能将他们的“表现”看作他们对“现实”的实际“认识”，而要通过“表现”背后的“现实”来理解其实际的意图。从来近代日本“对外观”研究的问题点就在于总是把“表现”理解为某种原理意义的“思想”。通过对明治大正期对外论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近代日本的对外论中，根本没有这种一定的“思想”或曰价值观。或者换句话说，近代日本没有能够自己创造一套价值观上自立的话语来正当化日本的“膨胀”，而始终需要通过强调面对西方威胁时“连带”的必要性（“亚细亚主义”）或者与西方的共同性（“脱亚”）这种与外部的关系来说明。^[5]

正文分为三章，分别处理三个时期的对外论，第一章是日清围绕朝鲜对立时期，第二章是日俄围绕朝鲜和满洲的控制权对立的时期，第三章是日中围绕南满“权益”对立的时期。

第一章“壬午·甲申事变期的对外论”专门分析壬午、甲申两事变期日本对外论的变化。这一时期日本面临“双重课题”，一是所谓西方列强扩张对东亚的威胁。二是同清朝争夺朝鲜的控制权。只要清朝在朝鲜的巨大影响力不变，日本的“朝鲜改造”就不免要与清朝冲突，而如果要联合清朝抵抗“西洋”，就必须抑制自己干涉朝鲜事务的欲望，这是当时论者的常识。然而在当时的外交论的表现中，清朝和朝鲜却都被笼统的称为“亚细亚”，在分析这一时期的“亚细亚”论述时，必须考虑其具体是指清朝还是指朝鲜，因为这两种“亚细亚”论说所指向的策略意味大为不同。同样这一时期被反复强调的“西洋威胁”，其实就是指俄国南下政策对朝鲜的威胁，只有在这个威胁下才产生“亚洲连带”、“日清协调”的话语，而当中法围绕越南展开冲突时，发生的外交论又完全不同。^[6]

第一节“‘朝鲜改造论’的构造与‘脱亚论’”可能是本书中最为有名的一节，这是因为这里提出了对福泽谕吉的对外论，特别是“脱亚论”的新颖解释，大大影响了日后福泽研究的走向。首先，作者延续第一章序言中的分析，指出壬午兵变前福泽主张“清韩改造”，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对清协调和朝鲜改造不可并立，所以其本意其实单指“改造”朝鲜，清朝在这里不过是用词上的陪衬而已。为了论证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正当性，福泽建立了“四重根据”，第一、西方列强即将侵略东亚的迫切局势，第二、日本的近代化程度在东亚领先，有资格指导朝鲜的近代化，第三、如果朝鲜被“列强”吞并，日本的国家安全将受到威胁，第四，朝鲜国内存在着“开化派”等期待日本的指导的势力。^[7]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公使馆在兵变中遭到袭击。日本立即趁机出兵。然而，清朝也迅速做出反应，派出军舰前往朝鲜镇压了暴乱，并指示朝鲜签订对日赔偿条约。在这次事变中，福泽积极主张大举派兵，建立“改造朝鲜”的立足点，为此不惜对清开战，打倒这一东洋的“老大朽木”。坂野指出，这充分证明福泽的“清韩改造”实际上就是朝鲜改造，清朝在此并非“改造”而是对决的对象。不管福泽“老大朽木”之类的“表现”如何，这一事件中迅速派出强大军队的清朝对福泽而言恐怕并非腐朽没落。实际上，这一时期福泽通过与军部的交流，掌握了清朝扩军的实态，因此极力鼓吹扩军备战，甚至对自己多年来主张重视内治，发展实业而非军备表示后悔。这充分表明“朝鲜改造”论中的与清朝对决的意识，因此朝鲜改造论也变得很难作为“亚洲改造论”来主张了。^[8]

1883年中法围绕越南的矛盾的激化。当清朝为了保卫宗主权不惜诉诸武力时，福泽意识到清朝更不可能轻易放弃朝鲜，于是他开始主张“脱亚”的思想，认为清日并非“唇齿相依”，日本能够保持独立，完全是自身引入西洋文明的结果，清朝在对西方战争中失败，反而对日本有利，日本应该与西洋列强为伍。两年前，福泽自己就是“唇齿相依”的鼓吹者，这样的转换与其说体现福泽的思想变迁，不如说体现了两年前的“唇齿相依”的本意。不过，坂野指出，只要福泽“改造朝鲜”的目标不变，他还不可能完全转向“脱亚”。^[9]

清朝在中法战争中败北以后，福泽认为清朝已经不足为惧，干涉朝鲜的良机到来。他自己也通过金玉均等“开化党”直接参与到“改造朝鲜”的阴谋活动中。于是1884年末，甲申事变爆发。然而，这一福泽期待已久的事件却以迅速被清军镇压而告终。对此福泽激怒异常，主张立即对清大举开战。当然，这一时期朝野蔓延着对清开战论，从壬午兵变以来福泽的立场来看此时主张对清开战也不足为奇。甲申事变对福泽对外论的影响倒在于，他对朝鲜的定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由于甲申事变之后亲日派遭到清洗，福泽所一直主张的“朝鲜改造论”失去了实现的前提。于是他放弃了一直坚持的对朝鲜“连带”的主张，转而主张朝鲜和清国一样，都无法步入“文明的正道”，日本对待朝鲜也应当像对待清朝一样，完全按照西洋权力政治的方式行事。由此，福泽完成了从“亚洲改造”到“脱亚论”的转换。坂野评论道，如果从为侵略朝鲜提供理论依据的角度来说，恐怕“朝鲜改造”远比“脱亚论”更富有侵略性。在“脱亚论”下，福泽虽然没有放弃侵略朝鲜，但这完全是日本与清朝两国实力政治争夺的问题。而在“朝鲜改造论”中，福泽积极通过自己与亲日派的关系，干预朝鲜政局。^[10]

第二节“‘日清协调论’与‘脱亚论’”，则为了检验和进一步说明第一节中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又举出了同时期的两个例子进行分析。坂野指出，福泽在壬午兵变之后即倾向于“日清对决”，而在这一时期，朝野都仍然存在“日清协调”，避免在朝鲜问题上冲突的声音。对此有必要在同样的分析框架下加以检讨。^[11]

外交官，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在壬午兵变期提倡“日清协调”，“亚洲连带”，甲申事变时却主张对对清开战。对此，坂野指出中法战争和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进展的影响。青木在分析中法矛盾时，总是与西洋列强侵略亚洲的大势分开论述。也就是说，法国侵略越南和清朝与法国的冲突在青木看来根本不是“西洋威胁”，相反，是实现青木“日清协调”论的真正目的，也就是占领朝鲜的绝好时机。青木在壬午兵变期提倡“日清协调”的外交论指向，在于对俄国南下的警戒。此时日本要占领朝鲜，必须获得清朝的认可，因为即便武力推翻了清朝的宗主权，如果清朝邀请俄国干预，则日本的朝鲜占领也不得不挫折。而到中法战争时期，不仅清朝的力量被法国牵制，而且西洋列强纷纷参加瓜分殖民地的竞争，日本瓜分朝鲜也就不难获得列强的理解，俄国如果单独干预，势必造成自身的孤立。因此西洋列强的亚洲侵略对曾经主张“亚洲连带”的青木而言，反而是推行朝鲜侵略的良机。^[12]

在野政党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的对外论同样经历了从“日清提携论”到“脱亚论”的过程。壬午兵变后，《自由新闻》主张避免过度干涉朝鲜，因为这不免引来清朝和俄国的干涉。继而该报又提倡所谓“朝鲜独立”，即让朝鲜与各列强缔结条约，保持中立，从而防止被俄国或中国所占据。这种主张的前提是，俄国占领朝鲜的威胁远比清朝大。然而，中法冲突开始以后，随着清朝展现出在朝贡国问题上坚持宗主权，为此不惜动用武力的态度，《自由新闻》的论调就发生了变化，开始主张对朝问题上与清朝对立难以避免。与此同时，“俄国的威胁”不再被强调。当中法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自由新闻》主张支持法国的立场，而甲申事变爆发后，又和福泽谕吉一样，主张干涉朝鲜，对清开战。坂野指出，如果《自由新闻》壬午兵变期的“亚洲连带”，真有所谓“亚细亚主义”的价值观，在中法战争中当然应该对清朝予以支持。而如果“亚洲连带”本来就意在侵略朝鲜，中法战争中清朝的败北，无疑表明清朝军事实力有限，一举占领朝鲜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壬午兵变期与福泽的“朝鲜进出”相对立，主张抑制干涉朝鲜的《自由新闻》，此时又和福泽一样，转向了“脱亚论”的逻辑。^[13]

坂野总结道，从规律上说，无论是“朝鲜改造”还是“日清协调”，都以清朝的软弱无力为前提，如果清朝表现出相当的实力和维护宗主国地位的意志，那么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就会迅速转向“脱亚论”。^[14]

 

二

 

第二章“日清、日俄战争期的对外论”讨论了甲午战后到日俄战争爆发围绕朝鲜、“满洲”问题的对外论。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军舰出现在旅顺，国际上充满了“瓜分中国”的空气。这种形势下，产生了两种类型的对外论，一种以福泽谕吉和山县有朋为代表，主张作为西方列强的一员参加瓜分中国。另一种则以东亚同文会的会长近卫笃麿和新闻《日本》的主笔陆羯南为代表，他们认为将来的世界局势必然演变成黄白人种的对立，那时中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因此不应当因文明化洋洋自得，而要尊重中国人。于是，第一章中分析的“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的对立在这里又出现了。^[15]

陆羯南是明治期所谓“国粹主义”的论客，他在日清战争后提倡“北守南进”论，在北方对俄国采取协调态度，将主要国力集中于以台湾为据点的在中国东南部的扩张。这一主张以俄国不染指朝鲜为前提。然而很快俄国租借旅顺、大连，表现出对朝鲜的兴趣。陆羯南于是转换论调，主张对俄警戒，同时提倡“支那保全”，“援助”中国的“独立”和“改造”，在政治、军事上介入中国东北与俄国对抗。这样，从日俄协调到对俄警戒，陆的对外论也发生由“脱亚论”到“亚细亚主义”的转变。与陆羯南的转换相比，“亚细亚主义者”公爵近卫笃麿在“联中反俄”上较具一贯性。但这种论调也以中国内部存在呼应日本的维新派势力为前提。可是由于近卫手下的大陆浪人鱼龙混杂，和中国各派势力都有关系，近卫也不能全力支援康梁等维新派。^[16]

义和团事变和俄国占领“满洲”后，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的“支那保全”论与对俄强硬论流行起来，其真实意义其实就在于“满洲保全”。很快，在举国一致的对外膨胀的气氛下，“同文同种”，“支那保全”渐渐变得没有必要。1901年，对俄强硬论者户水宽人在演讲《领土扩张论》中赤裸裸的主张对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瓜分中国。而这篇演讲却发表在主张“同文同种”、“日中连带”的东亚同文会的杂志上，陆羯南主笔的《日本》也随声符合。于是各种对外论都转向了“脱亚论”式的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一化的对外膨胀论。^[17]坂野指出，明治大正期的对外论者抱有怎样“东洋”、“西洋”的信条，和他们对外论的“表现”，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在俄国占领“满洲”的情势下，各种“欧美协调”与“亚细亚主义”的美辞丽句都转为赤裸裸的暴力瓜分。^[18]

第三章“辛亥革命前后的对外论”围绕山县有朋这位日本政府的重要人物和军部的首脑，分析辛亥前后的对外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随着日俄战争的胜利和日本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开始与中国新兴民族主义直接对立。日本的对外论也随着中国情势的变化，不断在“脱亚论”和“亚细亚主义”之间摇摆。^[19]日俄战争后山县反对“黄种人战胜白种人”之类“亚细亚主义”的日俄战争理解，主张是先进的日本战胜了落后的俄国，表现出对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警戒，特别警惕清政府新政的动向。辛亥革命以后，由于中国国内分裂，山县又高唱“黄白人种对立”、“日中亲善”，以便利用北洋政府。而当袁世凯激烈抵抗“二十一条”时，山县又面临再次转换对外论的必要，并默许了陆军的倒袁政策。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迅速倒台，山县得以继续提倡“亚细亚主义”。^[20]对于山县在对外论上的来回摇摆，坂野指出，“当中国对日本的亚洲膨胀的抵抗强烈时，日本的亚洲政策用“脱亚论”来正当化，而中国的抵抗虚弱时，‘亚细亚主义’的色彩就会强烈”。^[21]

一战结束以后，日本转向“币原外交”，与华盛顿体系和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协调，维持日本的大陆权益。然而，这种“协调”一方面是通过与西方的一致性来维持在华权益，这一点上是“脱亚论”的延长，但另一方面也以中国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为前提。一旦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到真的实现统一的程度，“协调”就会陷入危机。所以“币原外交”时期，陆军传统的对华干涉工作并未停止，其目的也在维持中国的分裂。然而日本的困局在于，美国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采取乐见其成的态度。于是当北伐以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真的开始实现国家统一的时候，与之对立的日本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协调”对象，“协调外交”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22]

 

三

 

第四章“结论”在前面分析基础上，试图总结明治日本对外论变化的规律。坂野声明，他的分析的目的，旨在解构近代日本对外论研究中的所谓“欧美协调”与“亚细亚主义”的对立。这不仅因为事实上近代日本的同一人物可以在“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之间自由转换，也因为在外交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上，必须严格区别对外论的“表现”与其实际所要表达的形势认识与策略论的区别，否则就会根据表面的词句生产无意义的“思想”研究。^[23]

坂野指出，影响明治期对外论的“表现”的“认识”因素有三种。

第一是所谓“即将到来的欧美的亚洲进出”，这一概念实际上在不同场合下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特指俄国的南下政策对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企图的威胁，在这一场合，会出现针对俄国的“日清协调”的“亚细亚主义”论述，而一旦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或者“满洲”的主权表现出相当的坚持，则这种“亚细亚主义”会迅速转向“脱亚论”。同理如果俄国的威胁再度强大，则又会出现“亚细亚主义”的论述。二是在并没有发生欧美侵略亚洲的事实的情况下，“即将到来的欧美侵略”是日本干涉、“改造”朝鲜和中国，培养亲日势力的借口，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亚细亚主义”论述。三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背景下，欧美列强真的侵略亚洲时，这时日本会迅速抛弃“亚细亚主义”，采用“脱亚论”的逻辑与欧美一起侵略亚洲。^[24]

第二是围绕中国的认识。这一点上“表达”和“认识”显示出恰好相反的力学关系。也就是说当中国虚弱无力、陷于分裂的时候，日本会主张东亚同文同种、相互团结，以为干涉中国内政、维持侵略权益提供正当性。反之，当中国实力较为强大、或走向统一时，日本又会主张中国腐败不堪、混乱落后、永远分裂，根本无法实现近代化，日本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和欧美一起侵略中国。^[25]

第三是日本侵略目标的内部是否存在配合日本的势力，例如企图“进出”朝鲜时期的朝鲜开化派，甲午战争后清朝的改良派或革命派等。当这样的势力存在的时候，日本会主张“亚细亚主义”以便通过这些势力实现扩张目标。而当这些势力消失或者开始不依赖日本的支持的时候，日本又会开始主张“脱亚论”。^[26]

由此可见“亚细亚主义”和“脱亚论”可以由同一人物在不同条件下主张，人们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转换，同时在不同的场合，同样的“亚细亚主义”或者“脱亚论”论述可以表达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政策内涵。因此这种表达与“思想”信条无关，其转变不可以被认为是思想“转向”。坂野还举例说，如果在安保斗争时代的日本，一个反对安保条约的人转向赞成安保条约，则他显然会被认为“转向”了，而明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在“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之间来回变化，同时代的人却并不认为他们“转向”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序章已经指出，在于日本近代价值观上的非自立。^[27]

 

四

 

如果一位读者曾经为竹内好式的“亚细亚主义”论述所倡导的“日中连带”而感动不已，那么他阅读此书之后必然感到十分惊讶。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的确坂野在这里暴露了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虚伪性，但是，作为“保守”谱系的实证历史学者，坂野这一研究的意图却并非对近代日本的亚洲侵略的反省。相反，他认为在明治日本，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反对日本的“膨胀”，言外之意幸德秋水式的日本扩张批判是“虚伪”或者非现实性的。更进一步说，他还认为虽然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如火如荼，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正用行动阻止战后日本在海外的经济“进出”。坂野的研究能够成立，当然因为竹内好式的浪漫主义的亚细亚主义论述忽略了太多历史的事实，但同时在其对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倒不如说竹内好所宣扬的“亚洲连带”的意识，是“革新”势力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主张亚洲革命势力的“连带”的意识形态。因此坂野的这一破坏工作，从政治上讲倒不如说具有“保守”的内涵。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坂野不批判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他也完全贯彻了实证史学的方法，并且表现出一种冷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论述风格。也就是说他将扩张的思想承认为扩张的思想，绝无为之粉饰的意图。这体现出坂野可贵的“知的诚实”。如果我们考查此书的接受史，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此书出版之后，当时曾有书评说，恐怕此后那种浪漫主义的亚细亚主义研究再难继续了。然而40年过去，情况却完全相反。经过70、80年代的思想变迁，一是随着中国文革实际情况的暴露和越南战争的结束，竹内好式的对中国革命的憧憬和亚洲革命连带论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但这却并没有使得“亚细亚主义”衰退。一方面“亚细亚主义”的论述逐渐脱离“革新”色彩，另一方面先前左翼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关心，现在成为脱离左翼转向保守思想的一个契机，结果是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和研究被大量生产，自然也就带来了对近代日本的亚洲侵略的所谓“可能性”的关注。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古典”的研究，如桥川文三的西乡隆盛、松本健一的北一辉、大塚健洋的大川周明、中岛岳志的鲍斯、孙歌的竹内好等。^[28]不断的有青年世代的研究者通过对这些“古典”的研究的学习，参与亚细亚主义话语的再生产。在其中坂野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应，而是被故意无视了。

反之此书第一章中对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分析得到了异常的关注。坂野指出，与“朝鲜改造”相比，《脱亚论》反倒是不那么侵略主义的思想。我们看到这一论述并非孤立，而是从明治日本对外论的结构来说的，也没有说福泽是爱好和平的思想家的意思。然而从这里出发却产生了巨大的研究潮流，其逻辑是战后进步历史学从《脱亚论》出发探究近代日本的“侵略思想”，从而“侮辱”了日本的“名誉”。如今《脱亚论》被证实并非侵略思想，从而使得左派史学的“反日”阴谋破产。相应的，福泽被描绘成反对侵略亚洲，援助亚洲“独立”的思想家，从而再进一步将福泽与近代日本同一化，通过拯救福泽谕吉“拯救”近代日本，这样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都是为了“援助”亚洲独立，然而亚洲各国却不知好歹，不能自己“改革”，于是近代日本不得不将它们占领，以帮助它们“自立”。这种不知所谓的逻辑在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研究那里达到极致，并且平山采取一套独特的文本分析方法，主张《时事新报》中歧视亚洲各国的文字都是福泽的学生而非福泽本人所写，如果实在无法证明不是福泽的亲笔，平山就主张这些都是善意的“批判”，和歧视不同。^[29]平山的“研究”得到了保守学界的热烈欢迎，从而构成平山洋—安川寿之辅论战的背景。^[30]尽管平山式的福泽研究几乎都尊坂野为研究史上的先导，但其提出的论述结构已经与坂野的本意毫无关系，不如说反而说明了坂野揭示的明治以来的对外意识的构造根深蒂固。坂野此书的接受史成了一个诡异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它的读法被它自己所揭示的历史构造所规定。

不过对于这种研究状况，坂野个人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坂野从批判“亚洲连带”的问题意识出发，对竹内好创造的“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的对立进行了解构。然而如前所述，坂野本人对于日本近代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问题并无追究的意识。此后他的研究完全转向日本国内政党政治与宪政的历史的研究，^[31]致力于发掘“帝国日本”的“民主主义”，主张其“可以选择的政党政治”的可能性，对战后保守的一党独大政治提出批判，支持山口二郎等人以民主党为核心的右派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权交代构想。写了优秀的对外思想论的坂野，此后却几乎未再涉足对外思想这一领域。缺乏对亚洲被侵略国的“主体”的关心，也是保守的实证史学的某种局限性。而与之相对的“进步的”历史学在竹内好提出“亚细亚主义”论的当初就不乏对其虚伪性的批判，但是却缺乏对历史上“亚细亚主义”思想构造的分析，甚至也不能摆脱最初“发自真心”，随着帝国的扩张渐渐成为侵略道具的叙事。虽然坂野的论著发表之初，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如宫地正人就给予了积极评价，^[32]然而，或许由于学派上的隔阂，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未能积极发展坂野提出的课题。本来从思想史研究的动机上而言，如果没有对某种思想的“可能性”的期待，可能研究者就不会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某个课题。而作为与传统左派对立的“新左翼”或者“保守”乃至“右翼”色彩浓厚的课题，“亚细亚主义”难以获得进步历史学的兴趣也并非不可思议。然而，这也造成前述的“心情”的肯定论的“亚细亚主义”研究一家独大的状况。

从研究的展望方面，在第三章中坂野分析了日本外交思想的构造与大正以后日本的东亚统治秩序走向崩溃的问题。不过如标题所示，坂野此书的研究对象在明治期，其分析虽然有些方面可以穿透日本近代对外论的整体，但也有其明治期的特殊性。例如坂野作为实证史学者完全未涉及“修辞”的问题，但是坂野所提示的“亚细亚”与“西洋”称呼的多义性，好用夸张的语气等等的问题点，离开明治期汉文体的华丽的修辞风格是很难理解的。这一点中国学者在阅读梁启超时想必也会有所体会。对此还需要打通“文”与“史”来进一步讨论。而在大正期“近代的”社会科学成立以后，“科学”的修辞和逻辑的严密性成为“进步的”教养知识人发言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知识人对外论的转换如何理解，仍有待分析。与此相关，如果说明治期知识人可以在“脱亚”与“兴亚”间往来无阻，昭和期知识人却恐怕很难在“拥帝”与“反帝”间来去自如。左派知识人“转向”问题与帝国主义和对外论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昭和期对外论的研究中，重视战间、战中、战后的连续性及日本知识人思想原理的“可能性”的观点成为流行趋势，^[33]如果参照明治期的状况，这些现象如何理解，或许仍可以进一步讨论。

不过对于我们，或者说对中国当代的研究者而言，此书的意义何在，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然是提醒我们对于“亚细亚主义”话语再分析的必要，我们不难看到一种从对竹内好的鲁迅论与中国革命赞美的感动，到对竹内好的“亚洲连带”论述的认同，最后发展到对其“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说的某种暧昧的“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竹内好主义”的逻辑归结，本书提示的视角可能比单纯的对亚细亚主义“侵略思想”的指责更有意义。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外交思想乃至政治思想一般，如何看待政治论述的语境性与原理性的问题，也有深刻的意义。作为实证史家，坂野刻意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但从思想史的方法论来说，这无疑是永恒的话题之一。

最后，饶有兴味的一点是，如前所述，老年的坂野又作为活跃的政治论客、民主党的历史理论家活跃在日本论坛上，他怎样看此书对于今日日本外交的意义呢。在2013年此书再版（改题为《近代日本与亚洲》）时，坂野写了新版后记，其中他表示，正如第三章结尾所分析的，如果当中国统一或强大，而主要欧美列强表示对此承认乃至支持的时候，日本外交的“脱亚论”与“亚细亚主义”就会双双失灵。今日中国的强大和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容忍态度，表明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日本既不具备80年代以经济援助为基础的“日中友好”的经济实力，也无法再依靠美中矛盾来“脱亚入欧”，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美协调与日中友好的结合。^[34]在另外的场合，他还提出，对于他所提倡的和平主义与福利国家的改革构想，安倍等右翼势力所主导的修改宪法九条的活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防止安倍的企图实现，最重要的是维持日中友好。因为修改九条的现实感觉的基础是中日之间领土与安全保障的争端，如果日中关系保持友好，则修宪主张根本不会赢得社会的支持。^[35]于是进入21世纪的坂野成了一位强烈的日中友好论者，这却并非基于“亚洲连带”或者战争责任意识，而是出于非常现实的政治考量，这也是令人感到意味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如在《读书》杂志上热烈的译介与讨论，多收入读书杂志社编：《亚洲的病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2]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創文社、一九七七年。以下引本书仅注页码。

[3] 参见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筑摩書房、一九九三年。

[4] 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

[5]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6—18页。

[6]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26—29页。

[7]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29—34页。

[8]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35—45页。

[9]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46—50页。

[10]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 51—55页。

[11]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57—58页。

[12]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60—71页。

[13]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72—82页。

[14]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82—83页。

[15]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 85—89页。

[16]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93—109页。

[17]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 110—119页。

[18]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 119—122页。

[19]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23—127页。

[20]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27—154页。

[21]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40页。

[22]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56—161页。

[23]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63—167页。

[24]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67—172页。

[25]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72—176页。

[26]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77页。

[27] 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第178—181页。

[28] 橋川文三『西郷隆盛紀行』、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一年。松本健一『評伝　北一輝』、全五巻、岩波書店、二〇〇四年。大塚健洋『大川周明－ある復古革新主義者の思想』、中央公論社、一九九五年。中島岳志『中村屋のボース－インド独立運動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白水社、二〇〇五年。孫歌『竹内好という問い』、岩波書店、二〇〇五年。

[29] 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真実』、文藝春秋、二〇〇四年。同『アジア独立論者　福沢諭吉－脱亜論‧朝鮮滅亡論‧尊王論をめぐって』、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一二年。

[30] 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高文研、二〇〇〇年。同『福沢諭吉の戦争論と天皇論－新たな福沢諭吉美化論を批判する』、高文研、二〇〇六年。

[31] 坂野在这方面重要的成绩如『近代日本の国家構想－1871－1936』、岩波書店、一九九六年。『明治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書店、二〇〇五年。『近代日本政治史』、岩波書店、二〇〇六年。『日本憲政史』、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八年。

[32] 宮地正人「書評　酒田正敏著「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坂野潤治「明治‧思想の実像」」、『史学雑誌』、一九七九年六月。

[33] 代表性的研究如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書店、二〇〇七年。

[34]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明治‧思想の実像』、筑摩書房、二〇一三年，205~207页。

[35] 坂野潤治‧山口二郎『歴史を繰り返すな』、岩波書店、二〇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