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吉林建筑大学教师 王殿文
[摘要]西方学界关于自杀的经典理论分为两大研究传统，一个是以涂尔干为鼻祖的社会学研究传统，认为自杀是社会失序在个体身上的体现；一个是精神医学的研究传统，认为自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吴飞博士基于西方经典自杀理论基础上，透过大量田野调查，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中提出中国式自杀不仅包括西方观念冲击中国传统的因素，更深层次还是源于中国现代家庭新伦理文化的重建真空。本文即本着客观中立的态度，梳理了吴飞博士所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的理论脉络，并结合笔者自身阅读感悟对佳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关键词]自杀；过日子；评价
提到自杀，接触过社会学的人也许首先会想到涂尔干的《自杀论》，其提出的“社会整合”、“社会规范”、“自杀的四种类型”等范式会跃然脑中。的确，“自杀”是社会学的一个古老话题，关于“自杀”的研究曾一度在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掀起热潮，中国学者胡适、陈独秀、陶孟和、梁漱溟，包括毛泽东等都在二十世纪初对自杀现象给予了关注，有关纯西方自杀理论的探讨和针对具体个案自杀现象的深刻分析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文献中感受其魅力，但相比较之下，继涂尔干之后，关于自杀的田野研究却是少之又少，从这一角度讲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吴飞博士所著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便显得颇具亮点了。
一
全书洋洋洒洒将近30万字，作者吴飞，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哲学硕士，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等学位，现任职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也许与作者的学习经历有关，著作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娴熟入木，田野调查深入扎实，研究视野非常开阔。
吴飞所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首先从中国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过日子”入题，探讨家庭政治中个体自杀的原因。在作者看来，“过日子”即普通人从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的生命历程，维系“过日子”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人、财产和礼是构成现代家庭的三要素。人显然是家庭中的主导因素，一个家庭首先是由有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随着现代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趋近，家庭成员也逐渐简化。另外，家庭作为一个生活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单位，没有财产基础显然谈不上过日子，尽管人们常以此作为过日子好坏的客观评价，但毕竟钱财与幸福并不能成正比。相比较之下，维系现代家庭存在的“礼”更为复杂。礼在现代社会中说的直白些就是维护关系的准则，主要表现在处理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上。个体的人出生后经历的第一个环境便是家庭，我们在寻求家庭庇护的同时，当然也要遵守家之礼。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个体也会有个人道德准则，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个体道义之间、个体道义与家之礼之间的碰撞。由此，礼的复杂性可见一斑。更何况在现实“过日子”中，家庭三要素通常杂糅在一起，作者归其为“以家成人”。
人作为高级动物就是复杂。正如吴飞博士所言：“过日子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价值就完全取决于日常的家庭生活”， 人们需要通过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明生命的意义同时，他们还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实现人的价值。因此，作者接着又引入了“人格”的概念。这里的“人格”显然与心理学的人格不同，这里更突出其“判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含义”，通过对具体自杀案例的解析，作者认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成年、有自己的家庭、受到尊重、在人群中享有相当地位的个体。虽然与“过日子”相比，人格同样也与家庭有许多联系，但它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顺着人格尊严的主线，作者思路大开。在作者对自杀知情者的访谈过程中，“委屈”一词频繁出现，而将多个案例中的“委屈”分类划归后，作者总结出令自杀者选择极端行为的“委屈”主要源于“赌气”、“丢人”和“想不开”。
“赌气”，也被称作“憋气”、“闹气”、“怄气”、“赌气子”。《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因为不满意或受指责而任性（行动）”，[1]《现代汉语大辞典》上的解释是：“用任性行动来表示心中有气。”[2]由此可见，所谓委屈感的背后，往往是人格价值受挫。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对一些人来说却触动了他们对人格价值的敏感，因此一赌气便采取自杀之类的过激手段来回应，对于此类自杀现象作者称之为“以气成人”。
“丢人”同样涉及的是人格价值。在作者看来，“丢人”是“丢面子”、“丢脸”的另外一种说法，它更深地揭示了面子观念背后对“人”的理解。面子仍然是人格的一种反映。丢面子的实质就是丧失人格，使自己失去本应享有的尊重。故此，作者将此种原因的自杀概括为“以面成人”。
“想不开”从某种角度讲可看做是自杀的心理原因。如果说，“赌气”和“丢人”都从正面揭示了自杀与人格观念之间的联系，“想不开”则从反面批评了自杀者究竟在什么方面不符合做人与过日子的智慧。相反，“想得开”就是彻底了悟了过日子的道理，懂得只有理性处理家庭冲突，按照礼仪整合家庭关系，使全家人不仅公正，而且和睦、喜乐、充满干劲地维护和发展共同的家庭，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基于此，作者将因“想不开”而选择自杀的行为概括为：“以理成人”。
如果我们将作者总结出来的有关人格方面的三种类型自杀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其整体上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但这些自杀行为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它是病态的，它与西方所倡导的精神疾病归因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作者将自杀者选择极端行为的动机归为“维护”，至于具体维护的对象，作者认为是中国文化中的“义”，包括前面讲过的“以家成人”，同样可理解为为了维护家之“义”。在家庭生活中，使谁也不受委屈，每个人各得其所，这就是家庭的“义”；对每个个体而言，张扬人格，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就是个体的“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早已不局限于个体交往和家庭互动，关于这一点作者在访谈过程中也明显感受得到。随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更多的“委屈”需要动用社会公共力量去维护公平，如果这种公民本该得到的公平在现实中得不到保障，那么“委屈”便转作了“冤枉”，人们心中坚守的个体、家庭般的礼义就会转化为对“法义”的呼唤，因此作者建议人们基于公共领域的自杀现象更须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理解自杀背后的正义问题。这样一来，家庭、个体的自杀事件便上升到公共领域当中。尽管家与国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甚至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说，“全国人都在一起过日子，国就是一个放大的家”，不过这毕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差序格局并不因为国家的存在而消失，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毕竟属于不同的逻辑。家庭政治是亲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怨；但公共政治是陌生人之间的政治，其间的冲突是恨。二者不可相互代替，在公共领域，惩罚与刑杀永远是必要的。
至此，作者通过“过日子”、“人格”、“委屈”等概念的切入，借助于具体个案的分析，分别从家庭层次、精神层面、社会整体层面分析概括出“以家成人”、“以气成人”、“以面成人”、“以理成人”，甚至是“以法成人”等自杀类型，同时借助这些类型挖掘自杀背后根植于中国文化有关“义”的本质基因，并进一步探讨了“家庭礼义”与“国家法义”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年轻妇女和老人们的自杀经常是家庭中的委屈所致，所以，自杀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他们追求正义的方式，当然，这种理论挑战了但也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
二
掩卷而思，全书在以下几方面独具特色的表现，无疑令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了中国自杀问题：
第一、质性研究方法的选用为本书增色不少。针对此项研究，作者先后历经3年，调查了204个案例，案例中被访者的讲述不仅为作者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同样也引发了读者深入的思考，同时作者这种笃学的精神亦值得敬佩。
第二、理论支撑体系有说服力，立意角度新颖，案例展开形散神不散。“家庭政治——道德成本”理论纵贯案例当中，作者通过收集多方面材料，经过丝丝入扣的分析，设身处地的情境思考，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文化在自杀者自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三、厘清了自杀表象的层层迷雾，找到了隐藏在中国农民自杀冲动背后的始作俑者——“义”。关于自杀，尽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但要追本溯源着实是件令人头疼的事。因为每个个体的具体原因通常扑朔迷离，即便让自杀未遂者现身说法，恐怕也是一头雾水，但本书作者比较善于洞察，硬是抓住“委屈”二字不放，拨开层层迷雾，最终借助“家庭政治——道德资本博弈理论”、“面子理论”、中国传统家文化以及现有访谈案例的比较分析，迫使问题本源浮出水面，我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为维护我们自身的“义”而努力着。
第四、每个个案之后，两难境地层层入理的分析同样令读者折服。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生活现状是家庭成员在家庭伦理的框架内“过日子”。随着传统家庭伦理逐渐被打破，家庭成员分享了更多的平等权和自由权，与此同时，个体对自身的独立性和尊严也变得更加敏感。然而，对于家庭而言，其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平衡。在平衡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个别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博弈。由此，便出现了是维护“家之理”还是维护“人之义”的二难困境。伴随作者“家庭政治——道德资本博弈”理论的引领，读者会自然进入当事人有关“义”的纠结情境，从而更加认同作者“义”的解读，确信案例中的当事人若要维护自身的“义”，自杀只能是其无奈的选择。
第五、将“边缘人的自杀”解放置在中国特有文化情境中理解同样是个亮点。边缘人是指因没有完整的人格，不能正常“过日子”，从而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社会群体之外的人。如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等。作者通过调查得知，人们通常不将边缘人的自杀算作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不算，即便是家庭原因，同样不被算作典型的自杀。其深层次原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因为自杀往往包含着对人格价值的正面追求。而边缘人连起码的正常“过日子”都不能，显然不能被列入自杀的候选人当中了。
第六、在具体案例分析中，作者对细节的洞察入微。譬如，作者在调查访谈中发现，尽管愿望和委屈一样，都表达了无辜受苦的不公状态，但人们对于在不同情境中选择自杀的人却有着不同的反应。如果在家庭政治中有谁莫名其妙地自杀了，人们最自然的反应是“他（她）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才自杀的”，而在公共政治中，人们通常会认为自杀者是畏罪自杀。作者通过捕捉这一点发现了“家庭政治中的公正与公共政治中的正义是不同的”。另外，我们读者透过这一点还能看出中国式的自杀的确透射着一种英勇的情怀。
三
从整体上来说，该书作为一部人类学著作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然而此书亦有尚待探讨之处。
首先，“义”的泛化。作者基于家庭政治中自杀现象的调查发现了暗藏其后的“义”的“怂恿”，这的确是个重大发现，只是作者为了突出“义”的解释范围，将未成家（暂处情侣阶段）的感情纠葛算做“准家庭政治”，将死后冥婚解释为“尊严的维护”，甚至将超出家庭政治范围的公共领域的诉求冠以“法义”的名头，这种“义”的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反倒令我们觉得过于牵强。
其次，将家庭中的感情博弈看做是一场权力游戏同样值得商榷。家庭是讲情的地方，尤其是现代家庭，早已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既定模式，当然，在现代家庭中的确存在感情博弈，但似乎还不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要知道政治博弈的结果是权威与服从泾渭分明，而且要表现在各个方面。而在现代家庭中显然不存在某一方有那么大的赤裸裸的野心，更何况家庭的环境也不允许存在“压迫”，否则必然是两败俱伤。另外，当我们将家庭生活看作是一场政治游戏时，自杀者的生命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由此自杀者动机的高尚性也将受到质疑，那么自杀者的选择会不会事与愿违呢?
当然，以上的想法仅仅代表笔者一己之见，实事求是的讲吴飞博士所著《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的的确确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自杀实证研究的一部难得的佳作，感谢作者让我们透过一个真实的案例认识到中国的自杀问题显然不能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从而助推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视野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37页。
[2] 参见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辞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年，第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