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贾晶晶
[提要] 彼得·伯克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学家之一，《什么是文化史》是其一部力作。在该书中，伯克带领我们回顾了文化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及各阶段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新文化史的分类，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表象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作为一名新文化史学家，他更多关注的是新文化史的理论建构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暴露出的泛文化化及碎化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文化史的历史； 新文化史的分类； 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渠道；
一、简介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如今，文化史研究已经颇为壮观，诚如彼得·伯克1所说的“尽享其复兴之盛”。纵观当今西方史学界，也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确实，自布克哈特以来，西方文化史研究就出现很多经典著作。至于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大量涌现的新文化史研究论著，被译成中文的也颇不少见，例如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就是其中的一部力著。《什么是文化史》2004年初版，2008年伯克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又对此书进行了修订,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了由蔡玉辉所译的中文本。全书由导论、正文、结论、后记、文化史论著选目、推荐阅读书目、索引组成。在这本不到两百页的书里，伯克以他一贯的清新、简洁的语言，将文化史的源起、传统、概况和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问题一一呈现。正如书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评论的那样“‘文化史’从其19世纪的起源开始，发展至今的种种形式，术语、概念和目标的变化，与社会史、人类学以及文学研究的关联，在彼得·伯克既不吝批评又满怀表扬的笔下，一一跃然于纸上。这样一本文笔清新的著作，必将给那些想要了解当代历史学家们正在做什么、又将向何处去的读者带来愉悦。”读后收获颇多，下面打算稍微梳理一下伯克所论述的关于文化史的历史、新文化史的分类、当今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他所提出的解决途径。
二、文化史的历史
伯克此书一开始就从十九世纪文化史的再发现开始讲起，梳理出文化史自身的发展史。他认为整个文化史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自1850年至1950年的“经典”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阶段以及“新文化史”阶段。
在阐释文化史的“经典”阶段时，伯克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学家们关注的是经典作品，因此他借用了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这一文学术语来称呼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他充分肯定了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和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对文化史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称他们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化史学家”。同时伯克认为“经典”阶段的文化史研究主要在德语世界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马克斯·韦伯、诺贝特·埃里亚斯、阿比·瓦尔堡等贡献卓著者，多是大学历史系之外的业余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了兰克学派的打压与贬斥。这些德语文化史家一般都受到过布克哈特的影响，尤其是瓦尔堡，他是布克哈特的忠实崇拜者。以瓦尔堡为创建人的瓦尔堡研究所这个核心圈子，他们不仅是布克哈特文化史遗产的继承人更是是艺术社会史的提倡者。后来，迫于法西斯政权的压力，研究所迁往伦敦，大批学者则广泛流散到美国和英国。这样客观上推动了英美文化史的研究和艺术社会史的兴盛。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的社会史”研究活动，主要发生在美国和英国。美国的比尔德夫妇合著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对文化的变迁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解释。在英国，卡尔·曼海姆、阿诺德·豪泽、弗雷德里克·安托尔三位匈牙利的学者使学界更加敏锐的意识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推动了英国艺术社会史的研究。
“大众文化”像文化史一样同样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德国，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一批职业的、主要说英语的历史学家转向了大众文化的研究。在英、美此波大众文化史研究热潮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当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他们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他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形成不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在分析其阶级意识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无独有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史家和英国史学界之外的一些学院派文化研究者，大概都在这时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史，而文化研究者们则试图从更宽广的背景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
新文化史阶段独立成章，伯克将之题目定为“新范式？”，强调新文化史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旧形式的文化史的不同。现在的文化史之所以被冠以“新”字，表明它“遵循的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2，与以往的文化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异，“文化”二字更是将它与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区别开来。但新文化史也并不是完全的创新，它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等研究的继承与发展，是博采众长的结果。它的兴起也是对“‘文化’领域的扩张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崭露头角的‘文化理论’的兴起做出的反应”3。“关注理论正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之一”4，文化史是历史学科各分支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一支，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是最先从文化史这里萌芽的。此章中他首先论证了米哈伊尔·巴赫金、诺伯特·艾利亚斯、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对新文化史学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接着分别论述了诸如物质文化史、旅游史、身体史等新文化史的具体研究领域。
三、几个问题
在该书中，伯克讨论了关于文化史的诸多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一一列举，下面这章我打算选取几个和文化史本身联系密切或是在阅读中给予关注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叙述。
1.新文化史的分类
由于《什么是文化史》中涉及的不是很全面，因此该部分参考了伯克的《西方社会文化史》一文。5伯克依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把新文化史分为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从事物质文化研究的史家是从文化的视角而非经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着重于探讨消费的历史和想象力的空间，“大多数的物质文化研究强调三大课题—衣、食、住，这些研究常聚焦于消费史与想象层面—因广告的作用而刺激了对商品的需求。”。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受福柯和布尔迪厄影响很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一个关注男性与女性身体的研究趋势逐渐兴起，把身体当作经历和符号来加以研究。3.表象史，即对自我、他人、民族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表象既注重视觉的和文学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想象。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4.表象或表象物的社会史只是通向历史的一小步，历史记忆有时也被描述为文化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个研究最先在法国兴起，从哈布瓦赫和弗洛伊德那里吸收了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关于对纳粹大屠杀记忆的表述，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也达到了高潮，延续至今。历史记忆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谁之记忆？男女老少记忆过去的方式并不相同，往往宰制集团的记忆占据主导，压制了其他弱势群体的声音。5.在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较于社会史的兴旺，政治史、外交史都已经成为冷门学问，少有研究者问津。不过在新文化史家这里，他们已重新发现政治，从全新的角度来研究政治，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政治与媒介、节日与民族的关系等。6.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7.旅行文化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旅行日益受到历史学的关注，但对其研究方法一直在变化，当前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旅行文化史，所关注的是不同世纪的人们用之旅行的艺术和方法，女性旅行者及其女性视角始终是特别受关注的内容。《旅行研究杂志》的创办以及大批卷帙浩繁的旅行史研究著作可以看作是旅行史兴起的标志。伯克的上述分类，虽然并不完全，不能涵盖新文化史研究的全部领域，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研究范围的多样性以及发展的大致的趋势以及与当前学术潮流的契合性。
2.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
大众文化研究热潮极大地挑战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的研究。伯克在书中以布克哈特、赫伊津哈的著作为例，探讨了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在材料观、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等方面的缺失。同时，他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文化史家脱离经济与社会等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式研究方式及罔顾文化冲突只重视其同质性的做法予以了批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文化主义与经济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张。这也正促成葛兰西、汤普森、雷蒙·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审视经济和社会“基础”与文化的“上层建筑”等核心概念及其关系。此种反省亦提醒我们经典时代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些见解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尤其是他们关注传统的创新以及传统在传递过程中的改变和被接受情况。对于大众文化史的研究者来说，“大众文化”本身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大众”与“文化”两个核心概念本身都是歧义迭出、众说纷纭的。而精英文化应否纳入大众文化的体系之内也同样成为研究者争论不休的问题。伯克将大众文化放在了传统的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之间进行讨论，寄希望于用新文化史的研究来调和原有的矛盾，他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把希望寄托在布克哈特的回归上。他认为虽然在大众文化高涨时，高雅文化史处于劣势，但是却从没有被抛弃过。他相信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文化史可能重新对高雅文化给予重视。并且他坚信这种回归过去的努力将会产生某种新的东西。
3.表象与实践
关注表象（Representations）和实践（Practices），这是新文化史研究最突出的两个特征, 几乎所有的新文化史都可以归入其列，罗杰·夏蒂埃便认为“文化史就是一种介乎实践与表象之间的研究。”6表象史一直是新文化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它既注重文学或视觉中的形象，亦关注头脑中的意象。伯克便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法国，对集体表象的研究都是新文化史的中心。” 文化史通过人们形成的表象重构社会，这种表象既是社会的反映，同时也制约着社会。在各种表象史研究中，记忆史属于研究热点。记忆史有时也被称为“社会记忆”或“文化记忆”。像旅行史一样，记忆史这一领域也可以非常清楚地揭示出图式或套式的重要性，事件逝去以后，就丧失了某些独特性。如果要把他们详细的叙述出来，而且往往是不经意之间的叙述，这些事件于是被纳入了某个文化所流行的总图式之中，而这些图式有助于记忆的长期保存，而且不致遭到扭曲。对于记忆的保存，伯克认为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效果要好于书籍的效果。
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也就是说应当研究宗教实践的历史而不是神学的历史，应当研究说话的历史而并不是语言的历史，应当研究科学实验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理论的历史。”7实践史主要包括社会语言史、信仰文化史、旅游史、收藏史、科技文化史等。阅读史是当下实践史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它与过去的“书籍史”不同，研究的重点放在研究读者的角色，研究阅读习惯的变化，通过不同读者的阅读行为，差异就会产生，即使是对同一个文本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阅读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构建意义的过程。在西方的阅读史的研究中，目前引起人们兴趣或争论的话题包括阅读的三个明显的变化或转变：从朗读转向默读，从在公共场合阅读转向私下阅读，从慢读或精读向快读或“浏览”转移，亦即所为的18世纪的“阅读革命”。研究东亚史的史学家研究了中国和日本的“书籍文化”，包括书写系统、文学类别和阅读习惯，都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具体的不同之处，伯克没有作出说明。
4. 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渠道
正如伯克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以一个从事历史著述的历史学家的超然观点”7来反思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伯克强调新文化史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创新，它对过去的文化史研究有很大的继承和延续，新文化史只是标志史家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对传统的改造而不是一场革命”8他一直试图让读者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新文化史是“通过借助一些新概念，让许多新的主题得到了发现和探索”。9但是支撑新文化史的基础理论，不仅“经常遭受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的批评和拒绝，也遭受到汤普森那样富有创新精神史家的批判和拒绝”，而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更具争议性。新文化史的实践者普遍反对将图像和文本当作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而将“表象”视为现实（包括知识的、领土的、社会阶层的、疾病的、时间的、认同的各种现实）的“建构”或“生产”来加以思考和讨论，“建构主义者反对把文化或社会群体简单地看作是同质体，并且与外部世界清楚地划分开来” 10，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学者们是否建构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多大程度上乃至用什么方式建构了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类问题本身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内容。建构主义本身也有远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谁在进行建构？在什么范围内建构？从何处建构出来的？以及文化建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人的不同作用，个人和集体发明的相对重要性问题，文化建构过程中政治、经济或文化传统的因素决定程度，文化建构过程中对待传统史料态度。
新文化史在八十年代达到鼎盛，九十年代后即渐入颓势，新文化史未来的发展该何去何从？伯克提出了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布克哈特的回归”，即所谓传统文化史的复兴，重新重视高雅文化的历史；第二种可能是新文化史继续开疆拓土，扩大到更多领域，特别是以前被忽视的政治、暴力与情感及感觉的文化史研究；第三种可能是向社会史回归。新文化史的帝国扩张过度了，侵占了更多政治史和社会史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自身却暴露了愈来愈多的问题。诸如文化建构论的局限性，不再重视史料的核实，而且相信“随便怎么做都行”。文化定义的过分宽泛与研究中的泛文化化，“社会的”与“文化的”两个概念在使用时完全可以互换。研究方法单一和具有争议，碎化及附会过甚等问题。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伯克认为新文化史家都没有很好解决，至少没得到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解决，他自己通过对欧美最近出版的一些有关文化边界、文化碰撞与文化史叙事著作的分析，试图提出一些解决方案。首先，文化边界不一定是壁垒，往往是文化交会和文化碰撞的区域，往往有自己特殊的杂交文化，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和界定文化边界的作用与意义；其次，用“文化碰撞”取代“发现”这一带有种族中心论的词汇，重视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误解；第三，针对文化史研究中的碎化问题，尽量融合多元的叙事方式而又充满批判性地书写文化史。
小结
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彼得·伯克以精炼的语言勾勒出了文化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存在的问题。在新文化史甚至是整个文化史研究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时，新文化史该怎样如何走下去？伯克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对文化史研究的前景提出了一个既审慎又开放的论断：也许，新文化史正在走向其生命周期的终结，也许，有关文化史的一个更加宏大的故事正在展开。他说文化史并不一定是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最佳形式，它当前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且新的问题依然在不断出现。然而，文化史研究不会就此止步不前。虽然围绕它的争议还会如影随形，但是，至少都应该保留文化史研究带给我们的积极成果。作为一位杰出的新文化史家，如何看待文化史研究以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如何更好的推进新文化史研究，伯克以他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历史书写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示范。透过伯克的现身说法，我们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总体情况一目了然，也对他的研究成果可见一斑。相信此书对中国的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积极地借鉴意义。
——————————
1 彼得·伯克（Peter Burke），英国历史学家。1937年生，获牛津大学博士。伯克的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是当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家之一。著作包括《图像证史》、《法国史学革命》、《意大利文艺复兴》等数十种，作品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
2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7页。
3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8页。
4 同上，第58页。
5 彼得·伯克著，刘华译：《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04，第25-26页。
6 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it Tellers1987, p3。
7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7页。
8 彼得·伯克著，刘华译：《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04，第25-26页。
9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5页。
10 [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