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2006级博士生；长春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副教授 毕元辉
[提 要] 时殷弘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是目前少数将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和历史理解相结合的著作之一。作者将史实置于理论框架之中，又未完全囿于理论的牢笼中。本书以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为纵向线索，以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架构，尝试将史实与理论融会贯通，打造一种新型的历史研究框架。
[关键词]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历史理解；理论构 建
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其“理论建构”与“历史理解”[①]可能永远是一对悖论，这一点在我最初开始涉入这一领域时就感觉到了。读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以下简称《现》）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帮我解开了以往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疑问。本书是目前少数将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和历史理解相结合的著作之一。本书以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为纵向线索，以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为架构，将史实置于理论框架之中，又未完全囿于理论的牢笼中，尝试将史实与理论融会贯通，打造一种新型的历史研究框架。《现》一书共有八章，依次阐述了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的“现代国际权势斗争和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第二章）”、19世纪的国际关系演变（第三章），从一战到二战的“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第四章）、冷战年代的“超级强国的对抗和竞争”（第五章）和“超级强国以外的主要新力量”（第六章），最后总结了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大众政治、新技术和新国际规范”（第七章）并预测了“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政治”（第八章）。第一章归纳与分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史实的关系为线索，分析了历史研究的目的，历史理解的潜能与局限性，即历史方法的价值及所谓的“科学方法”的弊端，强调“宏观思考”与理论化研究的重要性。从其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二者各有优长，不能替代或对立。在具体的研究中，应该取各种方法之优长，使国际关系的研究更加合理化，使历史的研究能够充分达到这样的目的，即“经世致用”、“智识兴趣”和“人类自我认识”（见书中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为以后各章节的写作确定了理论思考框架，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作者主要以大战略的宏观视角分析了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及影响国际体系变化的因素。
可见，《现》一书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著作，作者不是详细阐述这四五百年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居高临下地以宏观视角，将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理论有机地架构起来，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理解与理论构建有机结合，这是本书的突出特点。
具体来说，本书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理解与理论构建的基本观点概括如下：
一 历史研究（主要指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是理论构架的本源和前提
他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基于历史理解”[②]，历史是“理论的本源”，强调“历史研习和理解对于理论的合理构建和有效应用的功能” [③]，并且进一步指出“越是精微复杂的战略理论性机理，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学术研究来揭示”[④]，以此来强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考察和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关于历史研究的微观探索，作者认为“微观探究是历史学的一项起码的、而非高级的功能”，它是历史研究取得成功的前提。在人类史学发展中，有多少史家为后人的宏观思考默默无闻地创造了条件，这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来讲，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书中比较精彩的论述是，作者以苏联解体为例，这对于无数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以此说明当理论在某一事件上遇到困境时，就应该重新考察历史。对于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见苏联解体这一事实，英国教授罗伯特·康奎斯特甚至回答说：“如果你是一名学生，那就从学政治科学转到学历史”[⑤]，这虽然体现了他对历史的偏爱，却也说明了理论离不开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有助于弥补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作者引用康奎斯特的话的目的不是想说历史学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史实研究的偏爱，而是用以呼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要重视历史，从而也批评那些只重视理论的说教，不晓得理论来源于历史，轻视历史研究的学者。
二、关于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性
作者在强调重视历史研究的同时，认为也应该强调宏观思考和理论化的重要性。历史研究一方面是进行“严谨扎实的细节还原工作”，使人们认识到真实的历史，但如果历史研究止步于此，那我们如何以史为鉴，如何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因此，我认为历史研究却不应止于“还原”历史，还原历史并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它只是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方面，却也同样却不可缺少，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历史的真实面目的条件下，进行的总结与思考才能真正可以用于指导现今、预见未来。故作者认为“宏观思考是达到历史研究基本目的之终极的甚或主要的手段”[⑥]，如果没有宏观思考，“历史就没有含义，就是一堆互相无关的事物组成的混乱”，[⑦]。作者对这一观点的强调并未只停留在理论的说教上，在余下的诸多章节中，他通篇以“大战略”的宏观思考对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行粗线条、大手笔的勾勒，试图从中找出更为广泛的理论。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来说，终其一生之力，也不过是在某几个事件或某几个细节上澄清史实，或许这并不妨碍他对某些重大事件进行的宏观思考与理论化研究，但只有还原历史才可能真正得出客观的、具体指导意义的理论。宏观思考和理论无疑是对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的任务，提高了评估史学研究的标准。
可见，仅仅重视细节和微观历史的还原不能真正体现历史研究的价值，也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目的。作者以大战略的宏观思考统揽历史的发展，容易使人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史实中解脱出来，揭示历史规律，使历史研究更容易达到“经世致用”和“人类自我认识”的目的。
基于历史研究方法的差异，他将历史学家分为从事精细还原工作的“分割者”和从事宏观史的“聚合者”。作者在书中极力推崇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书中屡次引用了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史：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无疑是从事宏观史研究的“聚合者”的典范，被作者誉为“善于宏观思考的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书以他的《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欧洲权势斗争》为例来说明）也是这方面的伟大史家。而史家兰克则是作者所说的“分割者”，但他们无疑都是伟大的史学家。
三、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局限性
作者在阐述历史研究的巨大潜能和宏观思考的重要性时，也指出了历史研究和理念研究的局限性。历史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历史发展在每个时代的独特性、多样性、可预料性，因此，历史研究不能用作“直接的教益”或指南手册。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使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容易被大众所忽视，从而阻碍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关于理论法（书中称之为“科学方法”）研究的弊端，实际上是迷信和滥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弊端，即“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⑧]，作者以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未能预见苏联的解体为例，说明对理论的迷信及理论的弊端。国际关系理论的弊端还体现在作为理论本身的弊端，即“过度的简化”的理论被应用于现实世界时，“表现得很糟糕”，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真正运作同时具有所有各种理论基础各自简化现来的机理，甚至更多”，“这是一个根本的两难，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一直努力解决、却如此缺乏成功的悖论”。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与理论建构问题，作者只是在第一章中集中阐述，但其理论方法却试图是在以后的各章节中通篇统领，贯穿始终，作者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将他所提倡的宏观思考——即大战略的理论方法用于将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理论化。作者这种粗线条，大手笔地勾勒了国际关系历史的演变及其发展框架的方法，是从事所谓“真正”的历史研究者所难以做到的。因此，他的研究模式为以后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这正是本书不同一般性的国际关系史著作的突出特点。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在具体分析国际关系演变的过程中，并不是采取一以贯之的宏观思考方法。比如，在写16-19世纪的国际体系的演变（第二章）时用的是国际权势斗争视角来分析；19世纪的国际关系（第三、四章）的分析视角则是跨国价值取向的变迁；20世纪后半期的冷战年代（第五、六章）基本用的是国际意识形态的冲突视角来写作的。从第二到第六章，作者虽然都是以宏观思考为方法，但具体分析线索和视角跳跃性很大，对于这一跳跃的真正动因，作者并未加以说明。也许“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其动因？但作者并未明确加以阐述，让读者不甚明白。“大众政治、新技术和新国际规范”（第七章）和“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政治”（第八章）则好象并非在写国际关系的历史，倒更象是国际政治学科中的内容。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坚持用他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大战略”的“宏观思考”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演变历史理论化，基本上实现了其研究的目标——“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⑨]。
[①] “历史理解”一词，源于时殷弘的提法，详见《现代国际关系史》第一章第三节“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②] 该书第19页。
[③] 该书第7页。
[④] 该书第8页。
[⑤] 该书第17页。
[⑥] 该书第8-9页。
[⑦] 该书第9页。
[⑧] 该书第16页。
[⑨]该书第28-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