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2008级硕士生  韦彦  

[提  要]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美国学者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华北农村社会存在状况的一部力作。作者在书中描述基层乡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历史互动时，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的概念，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近代化冲击影响下的中国华北农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注重考察政治和经济因素，而本书侧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该书的主要贡献显然不在于得出了什么新观点，而是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比如，如何在避免将历史描述简单化，如何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 文化；权力；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i]（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 1942）一书的作者，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印裔美国学者，1983 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运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通过个案分析，展现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该书先后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

 一、全书梗概

 从结构上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全书由前言、八章以及结论组成。

前言部分主要介绍作者的研究思路、资料来源以及研究对象。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有两个巨大的变化，一个是西方入侵下的乡村的变化，一个是国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作者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为此，就得分析乡村原有的权力政治与结构，由此，作者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个概念，作者希望借此角度考察华北平原的村庄，证明“直到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ii]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详细阐述了“文化网络”概念的意义和特点。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概念之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将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因素纳入政治体系之中，比以前的研究更重视对宗教信仰、人际关系、人的情感、价值观等的因素的考察。作者认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iii]而由对河北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的个案分析，作者提炼出文化网络内部各因素的相互联系、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不同利益与愿望混杂等特点。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讨论清末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方式。在清末，征收赋税成为国家政权统治乡村的主要体现，清政府在这个时期通过“营利型国家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两种方式来征收赋税以达到控制乡村的目的。“经纪”即代理人，“营利性经纪”以榨取利润为目的，不为乡民所欢迎； 而由地方精英们创建的“保护型经纪”则因为具有代表社区利益，保护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的特点，比较有威力和威信，是乡村社会中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中得到普遍的应用。但是清政府本身并不希望地方精英插手征收赋税的事务，而且保护型经纪组织也极易为营利型经纪所操纵，所以保护型经纪体制并不是能使政府放心的一种工具。同时无论是营利型还是保护型经纪，都未能解决长期困扰国家政权的偷税漏税和贪污的问题，从这点上看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在进入20世纪后，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转换则是造成“席卷全国政治动乱的主要动力。”[iv]

第三章《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主要考察民国时期尝试地方政权的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后果。伴随着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国民政府也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正规化的建设，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然而从税收角度分析，对河北和山东两省1913年到1934年间的省级财政收支状况，以及河北县级财政的数据进行研究，作者发现，虽然国家政权试图使区级组织正规化、确认村领袖们的权威、实行“乡镇”自治法，以达到地方政权的现代化，但却造成了奇怪后果：一方面，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控制确实加强了，但另一方面，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却远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税收增多，政府机构扩大了，但人均国民收入却未增加；政权的正式机构与经营型经纪集团同步增加，两者因利益而产生冲突；省和县之间对财政也存在经济争夺现象等等。作者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形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扩张及其现代化的过程，认为在国家政权加强控制社会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v]

第四章《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关注的是进入20世纪前半期后，国家政权深入乡村，乡村宗族的发展情况。在中国乡村社会里，家庭观念很重要，但是在村庄的公务活动中，宗族才是合法的组织者。一般而言，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乡村的政体是以宗族为基础的，乡村的政权则是各宗族默契的结合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互相混合，成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前半期后，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的情况下，捐税增加和村务扩大，对公款及政权的争夺使乡村宗族之间竞争不断加剧，宗族间或许存在暂时妥协，但是却无法使各宗族完全和解。为改变乡村以宗族划分为基础的乡村政治体制，国民政府1929年推行了“闾邻制”，日本侵略华北后恢复的“保甲制”以及1941年实行的“大乡制”，使宗族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难以保持其原有的政治作用，甚至宗族势力被排挤出乡村的政权组织之外。而新的村政权，在破坏传统的文化网络后，也失去了旧有的文化网络中所应该具有的合法性地位。但是宗族势力并没有因为政权深入乡村而消亡，还可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建立新的政治关系。但是宗族并不是影响乡村政权的唯一因素，故作者强调，“宗族和宗教组织不能完全解释村庄的领导结构和权力分配，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化网络中合法权威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vi]

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将视线由宗族转向乡村宗教组织。宗教的等级制度、联系网络、信仰、教义及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对各宗教团体的破坏程度也不同。作者按组织规模和联合原则，将乡村宗教组织分为4种类型：村中的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和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导致村务扩大，费用支出大，力量较小的村中自愿组织因财产被没收而趋于消亡。而与村外宗教团体有联系的宗教组织（自愿和非自愿的）受冲击不是很大，其势力还有所加强，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后，这类组织激增，因为这类组织能为村民们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证。而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的宗教活动因为与一村的公务范围相重合，乡村精英们就通过参加这类宗教活动实现对乡村社会的领导。作者还通过对关帝信仰的考察，展现了朝廷控制大众信仰以及乡村精英加强与王朝统治者的方式，这表明，“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也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vii]总体上看，在清末和民国初期，虽然文化网络中一些组织渠道被摧毁，但是一些组织仍得到保护甚至是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网络中的宗教组织被不断的破坏，乡村精英们对民族国家的初步认同关系被破坏。

第六章《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主要探讨文化网络中的领袖。在作者看来，文化网络中的领袖之所以担任乡村领袖，主要动机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威望和向大众负责，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viii]作者通过对华北六个村庄的领导权力基础考察表明，血缘、财富和社会责任感是成为乡村领袖的关键因素。乡村领袖通过为乡民提供保护而形成一种保护体系，这个体系可以转化为乡村领袖的政治资本，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保护人常受保护人的支配。乡村存在着习惯法，保护人与中间人是习惯法中的权威，但是中间人不一定就是乡村领袖。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国家权力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作用下，乡村中的领袖们经济开始恶化或纷纷逃离村庄。这些政治和经济权威与乡村政权相分离，使乡村政府的地位和力量降低，而此时的国家政权却需要这些领袖们的支持。

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讨论的是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被破坏，国家政权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其及后果。国家政权推进乡村政权的正规化，使乡村成为政府的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同时明确村与村之间财政权和管辖权的界限，以达到稳定税源和增强村政权权威的目的。但实际上，这一目标并没能完全实现。通过对乡村青苗会的考察以及对旗田巍和黄宗智的村庄研究成果的分析，作者发现，村庄虽然成为一个界限明确、税源稳定的组织单位，但是村庄政权却脱离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落入贪求名利的人员的手中，导致村庄的权威在削弱，内部内聚力也并没有得到加强，而且各村之间也产生隔阂。

第八章《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探讨了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现代化运动迫使乡村领袖与传统的文化网络脱离，在短暂投靠正规行政机构后，大多数乡村精英们却选择逃避公职的原因。作者从税收的角度分析，在晚清，乡村领导们即使受到财政和行政的双重压力，但是他们仍与国家政权保持一致，旧有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还发挥作用；但到了民国时期，国家企图通过将乡村行政人员官僚化、让村庄领导人承担某些税收和政府职能，以改革清末的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但战争、匪乱、乡村传统习惯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尤其是征收摊款的压力，使乡村领袖们不仅得为国家征收摊款，而且还因为征税问题而与村民关系趋于紧张，甚至是对立，这使得乡村领袖们从担任国家公职中得到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这使得他们大多数的人选择逃离村中的公职，部分村领袖则彻底依靠国家政权，与村民敌对。新补充进入乡村政权的人员多是地痞恶棍，这又导致国家政权在乡村中的威信降低。而后日本的殖民政府，彻底使乡村旧精英们与村庄的政权结构分离，加强了对乡村的控制，财政收入增加，但是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为民众所拥护的政权。

结论部分和后记《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实际上是对全书的总结和对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炼。作者认为文化网络的概念能够“联结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偶然性”，“沟通大众文化和上层文化”并且还能够把“各个对立方面调和而不使任何一方受损”。[ix]同时还可以使我们避开设想模式的陷阱，弄清乡村社会对外界势力的多种反应，对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民国时期国家政权所引发的“内卷化”问题是因为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仅使旧有的乡村精英们远离国家政权，而且在村民看来，这个时期，国家更多的是对乡村的榨取而带来“现代化”的好处。而作为对比，作者认为，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根本一点是因为“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x]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也才得到根本的解决，同时“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在建国初完成。同时作者也对现在中国的一些不良现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二、贡献与启示 

西方研究中国历史，重视研究模式和分析模式，这通常是通过构建一个抽象而理想化的模式来实现的，而这些模式多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缺乏系统的论证，但是这些模式仍然具有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意义。在美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化方面，我们熟知的有“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等西方中心模式，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中国中心模式等等。研究模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和认识上也存在着多层次性。

本书作者强调提出文化网络概念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模式，而是力图利用多学科进行研究，侧重对中国特有的文化体系的考察，以更广的视野分析中国历史。这与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强调以中国为出发点，探索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多学科综合进行研究的思潮是一致的。本书将焦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分析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而且运用多学科有机结合进行研究，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一次积极的探索。

首先，该书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这是本书一大特点。现在我们的学科划分，如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目，大部分是在19世纪晚期的西方形成的。分科有利于对某个问题深入探讨，但是社会的发展，分科研究分析工具单一，材料范围狭小的毛病开始显现出来，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则越受限于狭隘的知识领域，专业化则成为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压力。[xi]因此在二战后，西方开始逐渐开拓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旧有的学科格局虽然存在，但研究已经开始走向多学科的综合。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多因素构成的结果，因此研究历史本身就不应该仅限于原先历史研究的手段，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倡导多学科综合研究历史。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时候，作者认为，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xii]具体实践中，作者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则可以说是作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晶，借助这个概念，作者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华北乡村一个个细腻而生动的个案分析，给我们展现了比其他历史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也增强了可读性。但是“文化网络”框架下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很多问题都可以独立做一个专题的研究，比如乡村宗族、乡村宗教等问题。因此多学科综合研究不仅需要对研究者的学术功底要求较高，而且还需要研究者熟悉和能够灵活运用相关各学科的理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该著精细描写历史，力求表现历史的复杂性。这首先体现在对乡村个案的细致描述。如对河北邢台水利管理组织和关帝现象的分析，以求反映“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运作特点；如分别对沙井村、侯家营、冷水沟等六个村庄村领导权力基础的考察，为国家政权深入后其权力变化做铺垫。其次表现在作者强调运用“区别”、“划分”的方式分析历史。如将清末税收机制区分为营利型和保护型经纪；将村庄划分为宗教型和宗族型；将乡村宗教按组织规模和联合原则划分为四种类型，等等。没有对历史细密的分析，可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读。作者十分警惕历史问题处理的简单化，作者全书也多次强调历史的复杂性。然而，虽然这些描述和划分常给我们带来阅读的享受，但是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虽然在处理材料上力求精细化描写，但过度的分解也可能导致研究者忽视研究对象共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全书处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主题上，作者仅从税收的角度考察国家政权深入对乡村“文化网络”各因素的变化情况，而且仅将乡村问题理解为国家、乡村领袖和乡民三者，甚至仅是国家与乡村领袖们两者的关系，这样的划分，则不免将乡村问题简单化了。

再次，作者重视社会活动的二重性现象，避免对历史理解的绝对化倾向。如“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特征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国家财政的增长，国民收入却不增加。如华北重要的关帝信仰，在共同的信仰框架下，大众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财神、救世神、守护神等等，而朝廷则力图将关帝儒家化和强调关帝深明大义、忠于朝廷，乡绅则希望借关帝的信仰，在朝廷和乡村都获利，不同的群体追求不同的利益。如同样外力下，乡村的开放性和封闭性、水利组织中合作与竞争共存，等等。正如作者所言：“大多数社会组织在其实践中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因素……参加者以合作和竞争来应付变化不定的周围世界。”[xiii]强调二重性，既是为了表现历史的复杂性，也是为了充分考虑历史中的“偶然现象”，[xiv]从而尽量避免历史研究的绝对化倾向。

最后，在研究中重视批判。任何的学术领域，要获得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有一种批判的学术精神，学术批判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思考的方式之一。在全书中，充满了作者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在对相关研究学说的批判上。书中作者与多位大师进行对话，如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中国帝国政权过大，乡村和地方精英都其附属，但作者认为乡村有自己的自治体系，即文化网络体系。如施坚雅认为市场体系理论可以解释乡村社会，后有认为市场体系与社会结构并不完全重合，而作者认为这还不够充分，应该考虑更多的因素。其次是对理论、框架运用的谨慎。如作者认为经纪模型比“乡绅社会”理论更确切，他自己也强调“文化网络概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模式”[xv]，而是为了弥补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最后表现在批判上的吸收和借鉴。如吸收了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的合理成分融入文化网络概念之中；“二重性”思想则是借鉴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小农理论；对旗田巍和黄宗智乡村研究成果的讨论和吸收；而其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网络”则借鉴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说，对政权特征的形容的“内卷化”一词，则直接来源于人类学家吉尔茨的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批判和借鉴基础上，使该著作有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另外，该书在给我们呈现一个个乡村生动细腻的个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国家政权深入乡村，怎么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获得民众的认可；权威创立结构的功能及功能障碍；古老帝国的文化及政治机制组合一起而又允许体制内变化的种种方式等等。但是在作者研究的框架内，尽管作者也提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的巨变之一是西方入侵对乡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xvi]但全书我们看不到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身影。基督教被列入“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类型，但是又定性为“复杂而特殊”的组织，[xvii]而或许是因为作者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行为也似是被淡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者除了对费孝通、杨懋春等少数老一辈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吸收外，很少看到其他中国学者的成果反映，值得我们深思。 

三、文化网络与乡村

 本书的两个中心概念是“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是全书展开的主线，而具体的实践则是在“权力的文化网络”框架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先简要分析“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权力”（power），作者强调是中性词，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xviii]具体的内容则有：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而权力的因素则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等各领域、关系之中，因而市场、宗教、宗族与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各种人际关系，是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与以往的研究侧重强调政治、经济等因素相比，作者尤其重视文化的因素，如作者所言：“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的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xix]又“‘文化网络’……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联结起来。”[xx]作者这里的“文化”还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文化”不同，其“文化”概念受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强调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为此，作者将“文化”定义为“扎根于这些组织中，[[xxi]]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 symbol and  normal )，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互相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xxii]]因此，作者所谓的“文化”主要是指能够实现权力和权威的非物质性的因素，而且其权威是受人尊敬的，同时该文化网络的权威还能激发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

有人曾质疑，仅仅从文化的角度能否充分理解近代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作者似乎并没有忽视政治、经济等因素，而只是强调我们在研究中常忽视或笼统概括的文化因素，如作者在全书结尾说言：“我在研究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中有意抛开诸如资本主义等其他重要历史力量，这并不是暗示那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要说明国家政权的转化十分复杂，每一方面都值得进行专题研究。”[[xxiii]]

另外，书中提到，“（市场、宗教、宗族、水利控制体系组织等）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xxiv]]可见，“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威的集中体现者是乡村的领导们。

而且“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既不是为了上层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因此这种权威，对与国家政权而言，必然存在“正统”和“非正统”的因素。而既然权威的产生来源于文化网络的各种组织和各种关系之中，国家政权深入乡村，实际上就是政权在乡村寻求认可的过程，国家面临的问题是破坏还是争取文化网络认可的过程。显然，在作者看来，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主要是因为国家政权破坏了网络文化。

此外，通观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的分析实际上是基于以下几个假设进行的：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的反应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将地方精英想当然地与现代化相联系；20世纪的中国国家政权完全不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传统文化。由于作者是基于以上几个假设前提展开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但这些提前能否成立，笔者觉得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此，结合前边“贡献和启发”部分的内容，可以得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方法论上。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决定着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作者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考察乡村的权力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网络也是理解中国乡村的一个视角。作者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国家政权、乡村领袖们和村民们三者联系起来，作者重点分析乡村领袖。作者将乡村领袖们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但是与其师孔飞力一样，作者也没有在这些乡村精英们的身上发现推动近代化的力量和希望。[xxv]作者发现这些乡村领袖们在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情况下，他们极力逃避乡村公职，在旧有的文化网络被破坏的情况下，国家政权除了保证稳定的税源外，其地位在乡村很低。费孝通对绅士阶层看法，一方面认为在地方自治上士绅具有正面价值[xxvi]，但是在现代化问题上却没有作正面的判断。可见，似乎乡村领袖们与现代化不能轻易联系起来。

广大的民众呢？底层民众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统治者认为是被动的，只适合被教化和被统治的“愚民”。本书作者并不太关注乡村的广大民众，因此他也仅是结尾部分补充性质地表明了自己对民众的看法，即认为宗教对民众很重要，而且认为，在民众看来，乡村的政权建设更多是的对乡村的榨取而不是带来好处。[xxvii]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称，农村当中蕴藏着真正的中国文化。而这文化显然不是“文化网络”的“文化”所能替代或概括的。或许，对乡村更广大群体的考察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不过，在运用“文化”视角分析历史时，还得注意文化的适用范围，比如，直至明清时期，中国人的食物结构仍是：南方以米饭为主食，北方以面食为主。饮食的不同，即使有文化的影响，但可能更主要的是消化系统、气候等物质性因素的差异，饮食不一定就和文化完全挂钩。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国乡村陷于危机的情况下，并不是没有人对中国乡村进行积极的探索，比如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xxviii]从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有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乡村建设救国论等改良主义的思潮。但是很奇怪的是，在这些改良中，最不被当时的中央政府接受的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反而是地方政府支持乡村建设运动，因为乡村基层有很多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当时参加这场运动的相关社会团体有600多个，有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点分布在全国各地。有名的如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晏阳初是1926年—1937年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的1927年—1937年的北碚试验等等。可以看到这些探索和试验都因为抗战而中止了，这个运动也很难用成或败来定论。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念。梁漱溟被称为是“最后的儒家”，[xxix]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文化的衰弱，他的乡村建设是在儒家思想衰落的情况下，努力挖掘其精华，运用儒家思想拯救乡村的实践。五四运动开始的将儒家思想归结为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但是不该忘记的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等人本身就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自身产生了儒家思想，这或许本身就是我们内在的，无法摆脱的生活方式的产物，而这些或许在广大的乡村可以寻找答案。

另外，许多学者也在积极探索中国的乡村问题。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史研究》、杨懋春的《山东台头—一个中国村庄》、许烺光的《足音下：中国文化与性格》等等。或许可以说，在近代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开始真正深入乡村，思考乡村的问题，而古代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不是男耕女织、日复一日、经受户外冷热生活的真正的辛勤劳动，而是田园风光、桃源仙境般的浪漫生活，在以四书五经为文化积淀的古人心目中，乡村的生活似是《诗经》中描述的不变的想象世界。而近代外敌入侵和乡村的危机，使人们开始真正关注中国社会真正的主体部分——乡村。在目前学术界存在的历史主体核心的边缘化和历史研究“中心边缘化”的情况在古代其实也是存在的。 

在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注重考察政治和经济因素，而本书则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概念，侧重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该书的主要贡献，显然不在于得出了什么新观点，而是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比如，如何呈现避免将历史描述简单化，如何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划分、分析对象的方法。不仅如此，该著还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近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各种权力内部冲突、矛盾而又自成一体的运作等问题。总之，尽管本书很多方面可能引起我们的争议，但是，作为一部尝试运用新概念、多学科有机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著作，在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也不失为一种成功。

[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5页

[i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iv]（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v]（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v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v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5页。

[viii]同上。

[ix]（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9页。

[x]（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xi]（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

[x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xi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xiv]（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xv]（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xv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xv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xvi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4页。

[xix]（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xx]（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xxi]]注：这些组织指市场、宗教、宗族、水利控制体系，等等能够实施权力和权威的载体。

[[xx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xxi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xxiv]]（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5页。

[[xxv]]（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xxvi]]费孝通：《中国绅士》，惠海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另外，作者在书中“乡村领袖”与“乡村精英”常互用，这些人是包括在“士绅”中的。

[[xxvii]]（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xxviii]]在当时，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着中国发展的方向和希望。另一种则认为这种改良性质的社会改造活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甚至是农村的问题。分歧侧面反映出中国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使是现在，尤其是20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乡村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xxix]]（美）艾凯：《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  ，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