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生  谷丽伟

[提   要]  在传统经学消亡的今天，学者对于“六经”原典的解读，由于现代学科分工体系的影响，出现了文学和历史学的分野，如此一来，固然各取所需，却也必有所失。《诗经名物新证》给我们展现了一条从文学叙述中寻找历史真实存在的途径。

[关键词] 诗经；  名物；   新证       

最近读扬之水[①]《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内容图文并茂，文笔灵动，读后颇使人耳目一新，我们也得以从诗经、名物、新证三个词中寻绎作者的意图所在。

《新证》是扬之水早期的作品，作者从名物入手研究《诗经》，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名物研究，所以称之为“新证”。《诗经》三百零五篇，作者只选取了其中的十数首进行疏解。《新证》一书中各篇本是相互独立的，“写出第一篇《秦风·小戎》之后，便开始在《中国文化》连载”，[②]但作者在疏解具体诗篇之前的总论，将各篇连结为了一体。诗以言志，诗是用来表达心意抒发感情的，所以诗首先是文学的，但诗终究不能脱离产生它的时代，所以诗又是历史的。扬之水是想由名物而考证诗义，进而考察历史，“文字考据的同时，更援实物以证，并因此揭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并因此使物与诗互为映照、互见光彩”。

然而，今日的诗学已经远非诗三百篇产生之初的本来面目，作者由名物而历史的意图难免会遇到一些难题，诸如如何看待《毛诗序》，如何解释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等等。作者在总论中回顾了诗学建立的过程，也表明了自己研究诗经的态度，“力求持平实的态度，鲁、齐、韩、毛，四家皆不偏废，于汉，于宋，于义理，于考据，于‘载道’，于‘缘情’，凡以为合于诗义者，皆取以为用，总欲‘揆之情理，参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诗人之意。’”[③]

作者在总论中又援引诗篇将周代从兴起、迁徙到兴盛、衰落的大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先祖后稷善种植（《大雅·生民》）、公刘迁至豳（《大雅·公刘》）、古公亶父迁至岐山（《大雅·绵》）、文王作丰武王都镐（《大雅·文王有声》）、西周的衰落（《大雅·民劳》），“诗虽然不是一部编年史，但它略略点画出来的兴衰演变之迹，足可以教人把它当作史看了”。[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武力经营四方，作者在总论中写《周南》、《召南》时顺势提及了这一点，第一步是征服西方，第二步是伐东夷、靖东国，其后是召公（奭）对南土的经营，而《周南》、《召南》即南土之乐。

历史的大场景已经布置停当，历史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接下来作者对《诗经》中十数篇的疏解便是总论这个纲下的目。

扬之水也从《诗经》的名物写起，但她和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同，后者只写鸟兽草木，或许孔子的时代车马、旌旗、天文、地理皆是耳熟能详之物，而对于我们，无论是诗中的鸟兽草木，还是旌旗、衣饰都已经脱离生活日用了。扬之水不仅仅局限于名物的释义，她笔下的名物更像一座座桥，横贯古今，读者就经由这桥走进诗人的思绪，走进诗人的时代。扬之水的《新证》新在利用出土实物与名物的验证上，以前的学者做名物研究，不免纸上谈兵，扬之水却能探访周原遗址，观摩出土的一件件器物。而且古之学者已经把诗解释的很透彻了，扬之水需要的是挣脱《诗序》的束缚，甄选出最合理的解释，然后辅之以出土实物。兹举作者疏解《秦风·小戎》中“四牡孔阜，六辔在手”中的“六辔”为例，“六辔”常见于诗中，如“六辔耳耳”（《鲁颂·閟宫》），“六辔如琴”（《小雅·车》），“六辔沃若”（《裳裳者华》），四匹马应当有八辔，为何诗中只提及六辔呢？作者结合出土的战国刻纹铜器，发现“两骖马的内辔乃系结于相邻之服马的衔镳处，而两服马的内辔尚须在辀前交叉一次，……故持在御者手中的，便只有六辔”。[⑤]作者在详细解释之外又配以图示，如此读者自可恍然大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新证》倒符合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过，孔子授诗，多识鸟兽草木只是习诗的额外收获，扬之水所要索隐的点滴历史却都在鸟兽草木之中，孔子是让弟子博雅，扬之水是玩味历史。

《新证》仅疏证了十六首诗，且篇幅多集中于大、小雅，但作者却别具匠心。《大雅·公刘》、《緜》记述了周先公公刘、大王为周王朝的发展、兴盛做的奠基工作，先周时期周民族迁至豳又迁至岐山，其居住、生活情形大略可见；《七月》追忆一年的农事，《大田》详述稼穑的黍稷和工具，《斯干》极力状写版筑之法及建筑风貌；另外，《楚茨》写祭祀场景，《宾之初筵》写大射礼仪，《秦风·小戎》、《郑风·清人》、《大雅·韩奕》写车马旌旗制度，《小雅·鼓钟》写鼓钟音乐，《小雅·都人士》、《鄘风·君子偕老》写时人服饰，《小雅·大东》写天文、星象。扬之水力图通过这十数首诗的名物新证，把整个周代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她先粗笔勾勒出先周民族的筚路蓝缕，周民族的兴盛，郁郁而文的周代礼制、周王朝的渐衰，接着她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画面中，带我们去细处看丰收的禾稼、质朴的先民，看狩田的车马、猎猎的旌旗，还有夜空中闪烁的繁星。

了解了《新证》一书的体系内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本书的价值呢？还须将其放在诗经学史中进行考察。

《诗经》又称“诗三百”，自从结集以来，一直深受学者重视，只是由于各个时代政治环境或者学风的迥异，受重视的原因各有不同。先秦时期，儒者如何授诗，今天已不可得而详知，我们只能从先代圣贤的言论中略窥一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孔子认为诗可以用来表达兴观群怨的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使人明晓事父、事君的道理；诗又可以文饰言辞，出使四方，应答专对，《左传》外交场合的引诗赋诗正反映了诗的这一功能。关于“诗言志”，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始于荀子，可当我们分析了孟子的“以意逆志”后，便会觉得这一论说值得商榷，孟子用“意”所逆的“志”不正是诗所要言说的“志”吗？应该说，“诗言志”的观念来源甚早，并不仅仅始于荀子。孔子讲授《诗》，或许是讲解诗篇的作意，诗中个别字句的道理，诸如“白圭之玷，不可磨也”。同时，出行又免不了教弟子们识别田野中的鸟兽草木，这些名称常常出现于诗三百篇之中。另外，诗三百篇原本是皆可配合乐调演唱的，但《诗》的乐调应该不是“六经”之一的《乐》书，荀子在《劝学》篇便将两者分明了，“《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诗经》风、雅、颂三体的演奏方式当时应没有记录，只有乐官身守技艺而已，战国时期，新乐盛行，乐官改习新乐，《诗》便与音乐分开，只剩下了文字。

“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末期，诗被引用的场合渐渐少了，士人似乎不在乎“言而无文”，而是忙于周游列国，朝至秦而暮至楚。再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国与国的较量凭借的是军事经济实力，对《诗经》的研习自然少了。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王朝虽短命，造成的文化凋敝局面却至汉初六十年间犹未改观。诗三百篇因为不仅仅著于竹帛，虽遭秦火而讽诵如故，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诗经》在汉代是否有今古文之别是值得思考的。然而秦火仍有影响，汉代源流错综的四家诗传授系统便说明了这一点。起初齐鲁韩三家诗盛行，继而三家衰落，毛诗渐起，至郑玄为毛诗作笺注而毛诗独尊，说解诗篇作意的《毛诗序》后来成了学者聚讼的对象。

从诗三百篇到《诗经》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蹊跷，诗三百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而脱胎换骨？这是古往今来研究诗三百篇的学者共同的迷惑。《小雅·楚茨》本是详述祭祀场面的，《诗序》却云：“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君子思古焉。”《荀子·大略》篇云：“小雅不以於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难道《毛诗序》是有道理的？诗人作《楚茨》正是思古往之祭祀场面而疾今之政吗？或者《诗序》是受了荀子此言的启发而如此这般地讲解《楚茨》？

《诗序》解诗几乎篇篇有所指，但很多情况下诗的内容似乎与《诗序》相悖或者毫不相干，诗人远逝，三家诗著作也大多亡佚，《诗序》这桩公案在学术史上聚讼纷纭，学者也在存序、废序中争得面红耳赤。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传、郑笺更成了解释《诗经》的唯一权威。宋人有疑经风气，欧阳修《诗本义》、郑樵《诗辨妄》、朱熹《诗集传》皆对《诗序》持怀疑批评的态度，然总的来说，欧、朱二位对《诗序》很多还是信服的。清代学者小学功底深厚，辑佚之风又大起，拥护毛诗的便著书阐发毛义，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拥护三家诗的也不遗余力搜罗三家诗遗说，如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当然，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也不限于诗序，有对诗三百篇的作者、《诗经》的结集年代、诗与乐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也有对诗篇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专题进行研究的。举其要者，有魏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清包世荣《毛诗礼征》和朱濂《毛诗补礼》、清洪亮吉《毛诗天文考》、清朱右尊《诗地理征》。清代也不乏从文学角度研读《诗经》的作品，如方玉润《诗经原始》。

五四之后，受西学的影响，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立志拨去诗篇上所附的《毛诗序》的荆棘，还诗三百篇原来的乐歌面貌。胡适曾试着作《诗经新解》，用白话文解释诗篇，但用西方的思维解释传统的《诗经》，未免有些不相宜。当代学者多视《诗经》为文学作品，《诗经》译文也蔚然成风，然而押韵古朴的诗篇一旦成了白话文，诗的意蕴也随之稀释了。史学家更注重雅、颂中的史料，以诗证史，然而诗篇的整体之美就成了“支离疏”。

孔子的时代，诗是鲜活的，不仅可以讽诵，还有实用价值，而我们现在面对的只是文本，谁能透过历史从文本中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呢？文学家？还是历史学家？而诗三百篇，正如扬之水在《诗经名物新证》中所说：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新证》一书，既保留了诗篇原有的文学元素，又不乏历史的真实，对于《诗经》的研究应是必要的。

寻觅优美诗篇背后的西周历史，扬之水清新灵动、诗韵四溢的文笔后面应有这样的思绪，在《后记》中，写到踏访周原，无疑也透露出她这样的雅意。当她漫步或驻足于某一青铜或玉质器物前时，不免生出“折戟沉沙铁未销，试将磨洗认前朝”之感吧。

[①]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曾任《读书》编辑，后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等。

[②]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5页。

[③]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9页。

[④]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19页。

[⑤]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