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 2004级硕士 王永杰
中西交通史研究，尤其是早期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且要求研究者深具外语尤其古语言功底，起点较高，难度较大，因此素为国内外学界关注却罕有论著问世。而西方学者在语言素养、物质条件等诸多方面远逾国内学界，研究水平也大大超过我们，因此，对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学习西方及日本的研究成果便必不可少，对其研究著作的译介亦素为学界所重。冯承均、张星烺及近年来的耿昇诸君即致力于此，多有名著名译贡献于学界，大大促进了国内的中西交通史研究。
2005年9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De Rome à la Chine)。该书原系法语，作者让—诺埃尔·罗贝尔（Jean-Noël Robert）为巴黎自由学院从事古罗马研究的学者。在此书中，作者主要是以罗马帝国为中心，先述公元前后欧亚大陆文明大势，尤其罗马的政治发展，以及罗马人的地理知识与观念，再以主要笔墨考察由罗马自西向东、经陆路或海路而抵中国的商路及贸易，后举东西方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在古罗马与中国间贸易路线及地望考证、贸易内容及方式、双方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本书均罗致材料、详加分析，饶有新意，对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颇有贡献。如在第二章中，作者详细讨论了罗马人对于塞尔国、塞尔人（或译作“塞里斯国”、“塞里斯人”，即中国、中国人）的认识，认为罗马人误将某中间国当作塞尔国，所言甚当。笔者一直关注早期中西交通史，俟其面世，便认真阅读此书，受益匪浅。
然而，在拜作者、译者所赐之余，稍加留意，仍发现其中诸多不足之处，主要是在翻译方面，如有违基本史实、不合汉语语法、无视学界通用译名、未核对所引古籍原文，等等。这些不当之处严重影响到读者对作者原意和历史事实的理解，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学术翻译领域诸多问题，须姑妄言之，以望引得方家之玉。
一．
在分述各类翻译问题之前，有一问题较为突出，须先为点明，即该书中文版副标题——“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众所周知，“恺撒大帝”一名指的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Caius Julius Caesar, 100B.C.-44B.C.)，即奥古斯都之继父、著名的前三头之一；奥古斯都继承了他的“恺撒”之名，其后每位罗马皇帝亦都有这一名衔，苏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中即以“恺撒”泛指罗马皇帝，后来俄语“沙皇”一词亦源出于此。中译本未给出法文版副标题，笔者查得其为“Sur les Routes de la soie au temps de Césars”, “Césars”（恺撒）为复数，即取罗马诸皇帝之意，非指此“恺撒大帝”一人。加之该书通篇所言，时间上自罗马共和国末期而至中世纪，主要集中于帝国时期，“恺撒大帝”时代之事所占分量并不多。所以，副标题可直译作“论诸恺撒时代的丝绸之路”，或为更加合乎中文习惯记，曰“罗马帝国时期的丝绸之路”；而言“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则既失其义、又不能概括全书，极为不妥。作为刊印于封面的本书副标题，有此问题，实不应当。
二．
本书在翻译方面的诸多问题，有些是有违史实或不合汉语语法的硬伤。
首先是与事实相悖之处，多属因译者缺乏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而致的粗心之失。如该书第33页第二段第十一行，“从奥斯蒂亚（罗马的港口）到非洲好望角要两天的时间”，且不说无任何证据表明罗马人曾到达好望角，即使以现代的条件，两天时间从罗马航行到好望角也无甚可能。当时若能从奥斯蒂亚航行到好望角，只有两条路：经直布罗陀南下直航，或至亚历山大港陆行至红海岸再登船南下；再看下文讲到，“从西西里岛到亚历山大港或从奥斯蒂亚到直布罗陀海峡都需要八天左右”，那么从奥斯蒂亚到好望角无论如何也要十天以上了。何以这样自相矛盾？大概此处“好望角”应为非洲距意大利较近的迦太基或其附近某港口之误。再如第243页第二段第一行，“到了8世纪，地中海西岸的人们被远东民族的第一次入侵惊醒了”，检视下文可知，这里是讲成吉思汗等率领的蒙古人西征，这是在13世纪，且作者也提到了1241年蒙古人的西征停止，不知为何说是8世纪？莫非是“过了8个世纪之后”之误？再者前文已经提到匈奴人的入侵，则蒙古西征应当是第二次惊醒了西欧人。此处亦难断究竟错在作者还是译者。
还有几处有关时间方面的错误，则既是由于译者历史知识欠缺，又是因为其中文文法不精所导致的疏漏。如第208页第十八行，“尤其是在133年，格拉古兄弟使自己成为最后赢家的土地问题”，讲的是格拉古兄弟改革，众所周知是在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21年。西文一般可以不标明公元前、后即可表明所指，具体取决于上下文，但中文中若不标明的话，只可表示公元后，此处定是译者之失，故必须标明“公元前133年”。再如第226页第三段第一行，“世纪初期，宗教在四大文明古国里呈现出许多现象…”，汉语中，“世纪初期”当指本世纪初，即作者写作的那个世纪初期——20世纪初，而结合上下文及相关背景可知，作者所指是公元元年之后的一个很短时期，当为“公元初年”。
上述“公元”、“世纪初期”等问题，即属不合中文文法而造成的有违史实的错误；书中还有其它一些不符合汉语语法和表达习惯的语法错误，造成全书多处行文文辞不畅，甚至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甚至误解。现拣取较明显者数例，以兹说明。如第131页第二段第一行，“纸莎草工业是埃及的特产”，且不谈当时的纸莎草生产体系能否称作“工业”，但无论如何“工业”怎可成为“特产”？特产只可由物来充任，“纸莎草是埃及的特产”似乎更为恰当一些。同页第四段第一行，“亚历山大里亚并不是唯一的经济、文化中心”，这句话应该理解为，此地经济文化中心不止亚历山大里亚一处，还有其它地方；联系上下文，方知作者是在讲亚历山大里亚地位的重要性、多样性，“并不仅是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其它方面的中心、有其它方面的重要性，译文却谬之千里了。再如第227页第三段第七行，“在这里奴隶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外国人”，“成为”一词表示的是由一种性质、状态而变为另一种性质、状态的过程，奴隶们“成为”外国人，意味着他们原来不是外国人、而“在这里”逐渐变成了外国人，但在文中作者讲的是随着罗马对外征服，掠来的外族奴隶为数众多而在很大程度上以其风俗改变了其罗马的主人，显然他们“都是”外国人才符合文意。
上述种种有违史实及文法的硬伤，多为无心之失，但译者于历史及文法方面之不足已属显而易见。这些硬伤严重影响到读者对历史事实、对原著的理解，充分体现了基本知识缺乏对于学术翻译的危害，更从反面警示学界，翻译学术著作必须具备基本的相关知识和一定的国文素养，不可仅凭一定外语基础便随意为之。
三．
译文中还有一些问题，是译者不懂出典、不解专名、无视通用译名，而使得译名、译文不够地道，读来有隔靴搔痒、曲解原意之感。先举不通旧译典故之处，如：第137页第一段第八行 “《国王丛书》(Livre des Rois)”应为“《圣经·列王记》”，第三段“索多姆城”、“戈莫尔城”应为“所多玛城”和“蛾摩业城”，语出《圣经·创世记》；第155页第十行，“《印度吠陀经》（Rig Veda）”应为《梨俱吠陀》。再有不解专名之处，最为明显的是第187页第十七行等多处出现的“议员”一词。古罗马确有类似现代的议会、议员者，相应的汉语词汇是“元老院”和“元老”，元老们不仅具同现代议员类似的身份，同时还构成一个社会等级，和现代的议会、议员概念大相径庭，是为专有名词，不可简单地译作“议员”。次有无视通用译名之处，如：第133页第六行，“代尔夫”，一般作“德尔菲”，该地为希腊中部重要的宗教、文化中心，以其阿波罗神庙的神谕闻名；第181页第三段第三行“代巴(Thèbes)”应为“底比斯”，为埃及历史上的一座著名的都城；第189页第十九行“弗尼西安(Phénicie)”应为“腓尼基”，是位于今黎巴嫩附近的一个古代重要国家。另外，第26页第一行还有句拉丁名言：“delenda est Carthago”，谓语动词为将来被动式，故应译为“迦太基必遭毁灭”，而译者却作“迦太基必须摧毁它”；须知这是老伽图所讲，鼓动罗马人要将迦太基完全摧毁，按译者之意，莫非老迦图要使迦太基去摧毁别处？译者显然于拉丁文尚未精练。
佛教典籍、《圣经》等类，早在上百、上千年以前就曾译作中文，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于中外文化中均属典故之列，不可随意将其音译。有的译名虽非出自业已成为中国传统的旧译经典，但系相关领域专有名词，或为国内学界通用，亦不可再有他种译法。早期中西交通史研究，涉及时空范围较广，相关典故、专名、通用译名较多，这就要求翻译相关学术著作者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并要认真探究，查对不懂之处，尽力译好典故、专名、通用译名。
四．
书中有些字句出自中国的正史等古书，因其系由作者先将中文古文译入法文，再由中译者译作中文，较为特殊，故可单独列出，加以审视。其中尽管有第6、7页的三句是译者查对后录用《后汉书》原文，但其余地方译者并未给出原文，且未予以说明，仅就法文转译而已。如第4页，“并且‘这些国家的国王一直希望能向中国派出使节。’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同我们建立关系’，因为帕提亚人‘坚持要享有中国丝绸的专营经销权’。书中又说：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桓帝王朝的延熹九年（166年），这时，大秦皇帝安东尼（即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向天子派出了他的使者，这些使者转了一大圈之后抵达了安南，他们带去了象牙、犀牛角和龟板，并最终同这一地区建立起了直接贸易。”
这段引文出自《后汉书·西域传》“大秦”条，原文如次：“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译著第179页再次节引这段话，译者似乎全然忘记前文所译，译文则再度改头换面：“他的国王总是希望能够派遣使者出使中国。帕提亚人却力图保住他们对中国丝绸贸易的专营权。所以，罗马人一直没能和我们建立联系”，“大秦的国王安-图(An-toun)派遣了一名使者从吉南（Jihnan，就是安南）的边境带着象牙、犀牛角和玳瑁这些礼物来到中国”，“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和这些地区建立了联系”。两处译文表意与《后汉书》多有出入，尤其是前段有两处问题：一是说大秦使者抵达安南并同安南建立了直接贸易，而《后汉书》愿意这是大秦使者自安南入贡，与汉通好；二是讲大秦使者所献礼物中有“龟板”，实则为玳瑁，乃一种热带海生动物，外形似龟。后段译文于此两点较近原意，然二者均未译出“日南”这一历史地名。除两处各有不当之处而外，且说译文如此前后不一，即不知何故，颇令人费解。第179页下面一句还提到：“一个是叫伦（莱昂）的希腊人，他是从海路到达并且获得了中国皇帝的接见；另一个西方使团是罗马人，他们在284年带着献给天子的礼物来到中国”，前事出自《梁书·海南诸国传》，系孙权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由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事，不可仅将此人译作“伦”；后者出于《晋书·武帝纪》及《晋书·西戎传》，乃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五年大秦王遣使贡献事。
本书第150至153页记玄奘西行取经及归国行程，很多语句出自玄奘、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及慧立、彦悰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而译者均未参对原文，且有数处将古地名译错，更是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须予一体说明。先说误译历史地名之处。如第150页第二段第十行，“这就是铁峡。‘这是两座左右平行的高山之间的峡谷，两山之间只有一条极其狭窄的小径，两侧峭壁林立，犹如巨大的石墙一样，绝壁颜色近似铁色。’”此句出自《大唐西域记·羯霜那国·铁门》：“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铁门”为一座山隘名，其地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国达尔本脱西。译者不仅未核对原文，且不知这一西域雄关，将其译作“铁峡”。同样译错的还有下页第二十行的“卡皮萨”，其实是“迦毕试”，即于《汉书·张骞传》、《汉书·西域传》之后频现于我国古籍中的罽宾国（唐时位于卡菲里斯坦至喀布尔河中下游之间，包括克什米尔西部）。
再看不合古文原意之处，如第150页第一段第十一行“西天之路步步艰险，时而为流沙所阻，时而被热浪所困。一旦遇到，无人可逃，故常有旅者迷途丧命”，语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旅众多，尤数迷失”译文漏译“鬼魅”一词，且“徒旅众多，尤数迷失”意为“（即使）旅者众多，（还）一度有迷途失踪者”，而非“常有旅者迷途丧命”。还有第152页第二段第十行，“到处乱石堆积，寸草不生，没有一丝生机。群山高耸，重峦叠嶂，如同树叶凋敝的森林一般”，言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又山无卉木，唯积石攒峰，岌岌然如林笋矣”译者将“林笋”解作“树叶凋敝的森林”，全无积石攒峰、“如笋般林立”这股形象生动。
另有一些语句，大体尚符合古文意旨，然较之原作文辞简约而意蕴精美，译文显得繁复无味，实不可与玄奘等大师手笔同日而语。如第151页第一段第三行“平原和附近山谷中的土地少有地肥沃，真是一块天赐之地啊！”，及第152页第一段第一行，“御道被阳伞和旌旗遮蔽，所有的道路都撒满了鲜花，香气四溢”，均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原文分别为“川野腴润，实为胜地”，“幢盖盈涂，烟华满路”。另第151页第二段第三行，“道路艰险，山谷幽暗。时而经过晃动的吊绳桥，时而走过铁索桥。这儿是悬在空中的便桥，那儿是架在悬崖间的吊桥，另外还有一些开凿出的山路和攀登用的阶梯。”语出《大唐西域记·乌仗那国·达丽罗川》，系“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縆索，或牵铁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蹑蹬”。
此类西方著者将中国古文译作西文、国内译者再从西文译回者，几经转译，恐已失去古文原意，决不可如此偷工。译界一般做法是给出原文，这样做已属较为负责，但仍有不足，即未能反映出西文著者对中文原文理解水平。更为合理的做法是：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依从古书原文；对于西文与原文意思大致相当者，基本保持西文原貌；若西文与原文有较大出入，亦可照译其误，以疑存疑，但一定要予以明释，且标明古文出处。
通览全书，如上文所指，笔者依对中西交通史、罗马史、中国史等的粗浅了解，甚至仅据一般汉语语法，既已发现如上种种问题，有与基本史实抵牾之处，更有有文辞不通、不合汉语语法者，亦有不谙典故及通用译名之处，复见未核查典籍、列举原文者。个中问题，笔者定然未能悉数发现，所言也必有不当之处，更希精通法文、谙习历史的方家不吝赐教。上述问题造成了对原书、对历史事实的歪曲甚至错误理解，加之该书列入中法文化年—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并由近年来以出版学术著作而声名鹤起的知名出版社发行，在国内影响较大，更易使读者信以为真、误入歧途，倍生误解或费解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对原书的学术价值和原作者的学术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由此不觉让人心生感慨，学术著作的翻译诚非易事。它需要译者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较强的中文功底，更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得兼三长者方可胜任译事。随着国家日益参与全球一体化、加强国际交流，精通外语、尤其英语者亦随之增多，但在现今国内译界，不少中文表达能力不强、相关专业知识缺乏者，仅凭一定外语能力便来翻译学术著作，实为堪忧。而国文修养系个人修为，并非一日之功，他人不好有太大提醒与帮助之改观作用；但专业知识则可以尽力习得，尤其值得提倡。所以我们主张，熟习相关领域的专家方可为译者。因为每一研究领域都有其学术传统，领域内学者们都有一定的特殊话语体系，这是该领域区别于其它学术领域的特质所在。某些领域中，这样的传统和体系更显庞大而复杂，如早期中西交通史，它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跨越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掌握多种语言甚至死去的语言，因而其话语体系基点更高、难度更大，相关学术专著中的特定概念、现象、事实、典故更多；倘若译者对其没有相当的了解，面对同翻译内容相关的很多概念、现象、事实、尤其是典故等就会感到一头雾水，这样再去翻译，难免会望文生义、恣意曲解，译文则先失“信、达、雅”之“信”。只有专家译述，才能译得高质量学术著作。古今不少学有所成而为译坛精英者，堪为楷模。前文所提玄奘，其大量译作均意蕴精当，即为千古不易之作；近世贺麟先生指导学生译黑格尔，先令大家依翻译涉及内容读书，思考相关哲学概念，再共同讨论交流，一边读原文去理解，反复推敲，结果所译皆为精品，译者均成相关领域专家。
对以法语、德语等撰写的学术著作而言，翻译之艰又加一道外语难关。较之英语，国内精通这些语言者本已不多，其中更少从事学术研究者，故而堪当译事者寥寥。而由于法、德等国向为学术重镇，在诸多学术领域贡献甚巨，所以尽管有贺麟、耿昇诸先生致力其事，但数人之力毕竟有限，此一问题仍亟为突出。
高质量学术译作问世艰难，还由于客观环境所制。比如，由于市场前景不容乐观，学术著作的出版即属难事，更何况学术著作的翻译在国内一般不算科研成果，这样学术翻译就成为一件劳动与所得不相当的事情，从而降低了学者从事学术翻译的动力。
当前我国学界对高质量翻译成果的迫切需要与译著匮乏、质量不高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大大制约着学术翻译和学术研究工作，当引起学界重视。但也切不可不求质量，仓促行事。学术翻译，当由学界精通外语者为之。学术著作译者，须怀有奉献精神，潜心研究，字斟句酌，译出精品。企望学界精英致力于国外优秀著作的译介，为学界做出贡献。
（《从罗马到中国——恺撒大帝时代的丝绸之路》，（法）让—诺埃尔·罗伯特著，马军、宋敏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