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  客洪刚

[提  要]通过对核心区与核心集团观念的提炼和拓展，并将其作为政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元素，研究这个元素在中古时期的真正内容及其转变轨迹，以探求中古社会的具体发展变化。作者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以及采用的微观宏观相结合，数理统计，图表专论并用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魏晋   隋唐  政治史  核心区  核心集团

毛汉光教授是台湾现代著名的历史学者，于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都有很多学术成果，著述颇丰。《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收录了毛氏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建立前后时期（简称“中古”）政治史方面的论文，共八篇，重新排版汇编而成。作者对陈寅恪“关陇”理论中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观念予以提炼并加以拓展，将其作为政治社会的一项重要元素，研究这个元素在中古时期的真正内容及其转变轨迹。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虽为八篇，但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篇为本书的绪论，对其他七篇所用史学方法和理论予以总结，是本书的灵魂和脉络。

第二至八篇就中古时期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具体如何自拓拔氏以云代桑干河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转变为西魏北周隋唐初以关中为本位，胡汉关陇集团为核心，再演进至唐代安史乱起以至北宋建国，关中本位政策及关陇集团消逝，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河北河东河南等地的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并统一而成为各王朝的核心集团等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予以解答。

通读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可以看出，本书特色鲜明，可以借鉴之处颇多。

本书各篇章曾作为单篇论文独立发表。其中，最早的《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一文，发表于1970年《清华学报》新8卷第一、二期合刊，最晚的《中古核心区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一文，于1988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召开的“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上宣读，著者对相关问题研究前后延续近二十年。虽然各篇成于不同时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对陈寅恪“关陇”理论中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观念予以高度总结，提炼出来并加以拓展应用于史学研究之中，使得是书结构浑然一体。著者并没有固守陈寅恪的“关陇”理论，而是对其有所发挥，认为陈寅恪“关陇”理论是“中古核心区及核心集团”研究的中段，在北周至武周期间至为正确。在此基础上对这一理论在时间纵度予以上溯和下延，通过对魏晋至北周，安史之乱至北宋建立的历史进行研究，将中古时期贯穿一气，此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一也。（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p.22.  ,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的只表明出处。）著者在应用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的同时试图结合“核心区内山川物产、内外交通、居民结构、人文及社会条件等”，对核心区之何以成为重心，核心集团的组成给予更加明了的论证。如在第五篇《西魏府兵史论》一文中，为了论证西魏北周府兵体系中关陇豪右兵源构成时，结合《魏书·地理志》、《北周·地理志》、《水经注疏》及严耕望对关陇地区稽胡居住地分布，马长寿关于关中部族居住、汉化等研究成果，认为“这个地区的人士亦参加西魏北周之府兵体系”（p. 234.）；第七篇《魏博二百年史论》中通过对魏博地区地理沿革，产业和人口等方面同当地藩镇具体情况的研究（pp.  350-355.），认为唐末“由于中央控制力之衰退，中国各地区依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物结合等条件，相互竞争，及黄巢辈起，大唐帝国走向名实皆亡之路，旧有的政治社会势力失去驾御政治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权力重心失调之际”，魏博地区的藩镇与各阶层的社会人物正觅求新的结合。此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二也。著者还吸收现代学界精英理论，并引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统治阶层盛衰作量化，对重要角色作重点分析。此点突出表现在本书的第八篇《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一文。通过对(后)梁、唐、晋、汉、周文武官吏的统计，分析文职官吏与政治延续及职业军人集团与朝代转移的关系，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统治阶层是如何更换和交接的。此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三也。可以说著者在进行上述理论拓展之时，一方面用此理论指导自己从事研究，同时也是用具体史实论证此理论的正确性。

《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一书体现了著者务实求真求实的学风和精神。著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地图、表格和示意图。众所周知，古代地图的绘制和表格的制作，需要参考大量古今书籍，占有丰富的材料和耗费大量的时间，对材料更要进行仔细甄别，相互核对，去伪存真，然后对材料间的关系予以深入研究，提取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才能得以完成。如，在第三篇《晋隋之际河东地区和河东大族》一文中，著者依据“正史地理志、《水经注疏》、《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一统志》等书中之资料，参考《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地方志及有关地图”（p.  136.），绘成西晋至隋时期河东地区地理图。通过此图结合文章可以清晰了解河东裴氏、柳氏、薛氏在河东地区的居住情况和势力范围。且此图附有众多地名注释，著者称：“一者是陈述并考证地名之资料，二者是如果发现其他资料，可便于补正，使本图日趋准确。”（p. 138.）严谨学术作风由此可见一斑，著者对于各种史料精熟更是令人佩服。

政治史是一个牵涉范围广、难度大的研究课题，在中国可谓一直是既老又热，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要想取得学术突破实属不易。在本书中著者大量使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中古”历史，采用定性、定量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进行精确描述，此种方法贯穿全书，得出了一系列相关数据和结论。如，第六篇《五朝军权转移及其对政局之影响》一文，将东晋元帝建武元年至陈后主祯明三年（317—589），共二百七十三年的历史分为十期，对刺史都督的社会成分、任年、军权等进行统计，得出确切数据即“第一期至第四期（即东晋），士族任都督此时之任年占三分之二以上；第五、六、七期（即宋齐）占三分之一以上；第八、九期（即梁）占五分之一；第十期（即陈）占七分之一。”  （pp.  313-316.）并据此认为，这一比例显示出“东晋时士族拥有绝对优势的军权，宋、齐时士族掌握运用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梁朝降至五分之一，侯景乱后，大部分士族似乎与军旅绝缘。”  （p.  347.）在第八篇《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一文中，著者也对五代文职官吏二百四十八人的身份予以比较统计，并制成表格，计算得出（后）梁、唐、晋、汉、周政权中文职官吏士族分别占了53.1 ％、34.8％、33.3％、22.5％、20.9％，小姓分别占了15.1％、22.6％、28.5％、32.7％、33.7％，平民分别占了31.8％、42.6％、38.2％、44.8％、45.4％（p.  438.），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五代政治的延续性，五代官吏通朝仕宦现象非常普遍，并没有造成累世官宦。毛氏关于官吏社会成分或身份的分类标准是否可以商榷（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暂且不论，就此种研究方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现已为研究“中古”政治史、社会史，尤其是研究士族问题的学者大量使用。著者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其不能绕开的。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著者在研究“中古”历史过程中，既要把握魏晋到宋初六百年的历史大趋势，又要对各个时段的史实尽量予以勾勒。比如，在《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通过分析河东河北职业军人集团的形成，进而从宏观上论证其与五代各政权转移的关系（pp.  439-472.）。不仅如此，在《晋隋之际河东地区与河东大族》一文中，著者通过对河东大族裴氏墓葬地与居住区范围的确定，分析《闻喜县志》、《山西通志·虞乡县》、《虞乡县志新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籍的记载，并结合正史所载相关内容等将裴氏大本营界定在安邑、闻喜至绛县，并考证前秦时有一支洗马裴在解县洗马川，隋唐之交有一支西眷在稷山一带（p.  114.）。同时，在《北朝东西政权之河东争夺战》一文，著者对河东三大族人物动向对北朝东西政权实力的影响给予了解答（pp.  155-172.）。此方法最突出应用的是著者在第七篇中，对魏博地区作个案研究，通过对魏博地区的产业、人口结构，自然、地理环境及各藩镇政权的分析，指出，在晚唐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的分离并渐远，唐帝国失去了稳定的重心，魏博地区由于其显著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左右安史乱后至宋初二百年间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p.  416.）。此种方法对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诠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发展变化，透过具体例证形成对一个时代整体解释非常适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以小见大，透过一滴水珠看透整个世界的效果。

图表与专论相结合。据本人统计，著者在本书中共使用图表有五十一处之多，总页数占全书十分之一左右。图表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可以使作者对典型问题进行重点说明和简要表述，使之表述严谨，论证有据，另一方面更可以给读者带来众多方便。如，著者将北魏自道武帝至太武帝时最有效的控制区——北以六镇为线，南以洛阳地区为点，形成等边倒三角形内——及周围部分绘成地图，并标明范围（p. 58.）；据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控制疆界绘成对比地图（p.  63.），将二者对比从中可以容易得出北魏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相分离的结论。第82页与83页之间的插表对投入尔朱氏集团的众人给予了清晰的标明并得出结论“绝大多数其家世属部落酋长、镇将、豪族”，“绝大部分其居住地是北部边疆地区”，“绝大多数是胡人或已胡化汉人”。此类例子是书众多，在此不一一举例。

引用材料丰富，善于吸收已有学术成果。本书参考书目竟有19页之多，不可谓少矣。著者在以正史为基础的同时，参考相关古籍和现代人的既有学术研究成果，其中对地理书和地方志更是大量应用，可谓做到了古今并用，中外共参。如在研究《西魏府兵史论》一文，对严耕望、王仲荦、马长寿、谷霁光、谷川道雄、曾我部静雄等人最新研究成果吸收很多，在众人研究基础上将府兵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本书注释颇多，但全无臃肿多余之感，反而觉得其便于读者核查原文，利于后来者对其研究予以进一步推进，这种治史严谨态度令人佩服。

本书无论是理论应用还是论证方法的使用均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可能因为将最初所发各分散文章重新排版成书，在个别地方也存在少许文字错误和排版印刷等方面的瑕疵，今据阅读所及，附录于此，以便再版。如2页倒3行“与” 误作“于” ，9页注③“页58”误作“页305－306”，16页注⑤“页82－83”误作“页291”，  39页注①“齐建武三年”应为496误作“497”，160页注④“页105－147”误作“页107－149”，357页3行“上元二年”应为761误作“701”，409页倒7页“乃”误作“仍”，427页16行“故”误作“胡”。另外本书所附地图在正文中均有“图一、二、三”等标号，但在实际地图下并未标出，有时一篇文章附有多图，容易造成误解，如58页，63页，82－83页，89页，94页，300页等均有此种情况发生。

总之，本书所体现的治学方法，创新精神，恢弘大气的表达方式都值得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时予以借鉴吸收，但限于学识，对本书的许多精华还未能尽述，有些看法也未必妥当，不当之处，尚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