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 黄利新
[提要]闻黎明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一书旨在客观公正地论述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地位。该著作与以往的论述相比，有三个突破：第一，给予了“第三种力量”科学的内涵；第二，以国民参政会为视角，详尽地论述了第三种力量为“政治民主化”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努力；第三，以第三种力量为视角透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特点。
[关键词]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国民参政会
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无疑是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国、共两党合作与斗争及其力量的消长，而忽略了或淡化了对其它政治势力的研究。其实，在抗战时期，除国、共两党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中间势力”或者“中间力量”。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第三种力量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学术界也逐渐加强了对第三种力量的研究，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先生著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即是研究第三种力量的力作之一。其著作有下面几个明显的优点：
一、“第三种力量”的科学内涵
在国共以外力量的定义上，闻黎明先生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将之定义为“第三种力量”。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这些力量看成是俯仰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或者分割为非国即共、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因而称之为“中间势力”或“中间力量”。闻黎明先生认为“这些名词都是在特定的国共斗争环境下使用的，但他们有些活动并非与国共斗争绝对相关，鉴于本书将这些对象纳入研究范畴”，因此闻黎明先生抛弃了传统的称谓，“而使用了目前还未被正式引入史学用语却具有政治属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特定名词。”（《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p. 2. ，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的只标明页码。） “第三种力量”这一科学的定义摆脱了传统的研究中将其简单地看成是国、共两党附属品误导，符合在抗战中第三种力量曾经努力追求相对于国、共的独立性事实。这是史学界在研究这个问题上观念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闻著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规定第三种力量的内涵。“从广义上讲，凡是处于国民党、共产党之外的一切有形无形的力量，都应包含其中。狭义上，则主要是能够反映这一力量见解且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集团、群体和代表性人物”（p. 3.）。由于现代中国政党性质的复杂性，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往往不能根据人物在组织形式上属于那个政党，就能将其思想、行动与该政党等同起来。某些人可能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国民党，但其思想可能与第三种力量的思想保持一致，而与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闻黎明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第三种力量人员的组成是在“国共两极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生存着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离的集团、群体，以及为数众多的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与自由主义分子，其中也包含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分子。”（p. 2.）例如国民党元老人物褚辅成，在抗战时期，连中国共产党也认为褚辅成是“国民党元老中的正统派，为人正派刚直，比较开明，政治立场可称中间派”。[1]
二、以国民参政会为线索，动态地、系统地考察在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的思想与行为的动机和变化。
第三种力量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力量，里面包含很多党派和社会团体及个人，其内部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并且随着抗战的进展，第三种力量不断地发生分化与组合，因此不易把握。闻黎明先生主要以国民参政会为线索，以代表第三种政治力量的参政员在参政会会内、会外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动态地、系统地考察第三种力量。
在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政治活动非常活跃，研究第三种力量不可能对其每个成员的政治活动都进行分析。如何从其众多的政治活动中选出最能反映第三种力量的思想、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活动，成为把握第三种力量在抗战中地位与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闻黎明先生主要以代表第三种力量的参政员在参政会会内、外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其有下列优点：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是一个战时准民意机关。1937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国防参议会，为在野势力首次正式参与国家事务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在国防参议会的基础上，1938年国民政府为了“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2]国民参政员人选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但是从历届国民参政会看来，虽然国民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国民党对国民参政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在每届参政会中，第三种力量中的各重要团体与政党都有自己的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参政会参政员邹韬奋曾经将国民政府遴选的在野党派和“著有信望”无党无派的参政员进行了分类，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教授派等第三种力量各方面的代表[3]。参政会为第三种力量集结与形成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凭借国民参政会这一政治舞台集结发展，凭借这一舞台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建设。
国防参议会持续时间长，从1938年7月在武汉召开第一届参政会，直到抗战胜利后，1948年国民政府才取消国民参政会。第三种力量非常重视参政会。在会上，参政员主要通过提案的形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供国民政府参考，这些提案涉及抗战的方方面面，通过这些提案可以看出第三种力量的主张。闻黎明先生对第三党提出的重要提案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虽然国民政府在表面上不承认在国民参政会中有党团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在国民参政会中有各种党团的活动。第三种力量在参政会上一起提出提案，互相支持，并且为了实现他们共同的主张，在会外代表第三种力量的参政员也加强了联系与团结，在很多事情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最为明显的是1939年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1941年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些政团组织集合了第三种力量的很多同志。闻黎明先生对第三种力量在参政会会外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大量记述与分析，这些分析为我们理解第三种力量的内部斗争和团结情况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以看出第三种力量内部在不断地分化与组合，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系统地、动态地了解第三种力量。
总之，闻黎明先生主要以代表第三种力量的国民参政员在参政会会内、外的活动为视角考察第三种力量，克服了在以往研究中只注意第三种政治力量中的某一派别、或者某一时期的思想与活动的弱点。因此，闻黎明先生对第三种力量的著述更有动态性与全面性或者说系统性。
三、以大量的史实论述了第三种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团结抗战成为了各党派各阶层人民的共同需求；另一方面当时人民也意识到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将抗战与建国结合起来，政治上建国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第三种力量是推动中国“团结抗战”与“政治民主”重要的力量。闻黎明先生用详尽的史实再现了这一历史原貌。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之外一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问政之初：发端国防参议会”、第二章“论政舞台：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抗战形势，响应在野各派建立民意机构的需求，先后设置了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这两个机构，这为在野的第三种力量问政提供了一个平台。第三种力量的中坚无疑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闻黎明先生以简洁的笔墨介绍了这些政治团体的早期活动、组织及其基本的政治主张。第三种力量中各政团克服了彼此之间及与国、共之间的政治分歧，积极地参与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章“早产的革命：第一次宪政运动”。随着抗战的进行，第三种力量越来越认识到国民政府一党专政成为制约充分调动人民抗战积极性的一个因素，因此，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党治，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在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参政员一共提了七个关于实施宪政的提案（其中中间党派的提案占五个），明确要求结束一党训政实施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阻挠，第一次宪政运动归于失败。其最重要的成果“期成宪草”也成为了一纸空文。
第四章：“力求发展：中间党派的联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原来一度被掩盖的国共矛盾重新表面化，这让第三种力量各派非常担忧。“期成宪草”在第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成为一纸空文，使第三种力量各派感到自身力量虚弱，为了调和国共之间的矛盾，第三种力量觉得有加强自身团结的必要。1939年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了不刺激国民党政府当局，当时对外并没有宣称为政党。随着国共矛盾进一步激化，尤其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都加强了对第三种力量的统战工作，第三种力量看到自身力量的同时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一方面为了自保自存，另一方面希望“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治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4]，第三种力量各派于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党的诞生。民主政团同盟颁布自己纲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
第五章：“居中斡旋：调解国共矛盾”。该章主要详细地介绍了第三种政治力量在皖南事变前后为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矛盾而进行的努力。围绕着共产党是否参加第二届第一次参政会，第三种力量希望共产党做出让步，参加这届参政会；同时希望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成立党派委员会调解各党派之间的矛盾。这些说服工作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是这些活动让世人看到了第三种力量的能量。这时国共两党都开始重视对第三种力量的说服工作，重视其作用。
第六章：“温和改良：第二次宪政运动”。在第三种力量的推动下，1943年11月12日，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标志着第二次宪政运动开始。民主人士围绕着修改宪草、扩充国民参政会职权、争取人身自由、改善书报检查办法和成立县级正式参议会等问题展开，以集会和座谈为主要形式，在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较大的第二次宪政运动。闻黎明先生详尽地介绍了第三种力量对这次宪政运动的推动作用。
第七章：“第三种力量的形成：社会力量大整合”。闻黎明先生认为1944年对于第三种力量观念的转变是特殊的一年。由于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民政府的惨败、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惨谈、民族工商业的萧条，第三种力量对国民政府越来越不满意，他们将军事上的失败、经济的萧条归因于国民政府政治的腐败、政治体制的不合理，迫切要求国民政府改善政治，实现政治民主化。由于这种共同的要求，第三种力量各派逐渐地走到一块，形成在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中谁也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八章：“建国模式：政权结构的选择”、第九章：“严峻的考验：坚持联合政府路线”。在1944年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从此，国民党和共产党围绕着“一党训政”和“联合政府”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联合政府”更符合第三种力量的利益，因此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获得了第三种力量的支持。
第三种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以往研究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人们往往只关注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贡献，而对其他的力量重视不够，这其实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一种误解。闻黎明先生主要以第三种力量在国民参政会会内、外的活动为视角，详尽地阐述了第三种力量在调和国共矛盾及追求民主主政的努力，以大量的史实证实了第三种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通过对第三种力量活动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特点
（一）政治与武装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民国政党政治的逻辑
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是一支不同于国、共的独立力量，其领袖人物都是社会民流、大知识分子，不能否认他们在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是不管是对国、共关系的调和还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其结果很难用成功来概括。这是为什么？
有学者深刻地描述了民国政治逻辑：“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力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5]国、共两党显然是符合这一逻辑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一个拥有武力的政治集团，但第三种力量违背了民国时期的政治逻辑。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在一篇社论这样说：民盟“就是大家都没有武力，作为政治要求的后盾”，“他们的前途，只能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6]。
第三种力量是一个以言论和理性为武器的政派，其大多数人希望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但是中国显然缺少这种实行西方政党政治的社会环境。由于缺少武力作为后盾，第三种力量背离了民国时期的政治逻辑，在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往往受到极大的制约，很难有所作为。在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调和国共之间的矛盾。在抗战中，国共两党也都注意对第三种力量的争取，因为“谁获得中间者的同情，谁就占据了主动”。（p. 356.）但是，两个政党之间的谈判往往是秘密的，往往绕过了第三种力量，而这些谈判往往是决定抗战时期中国命运的。在调和两党矛盾的过程中，第三种力量往往无所适从。如在皖南事变之后，第三种力量一方面希望共产党对国民党做出让步，参加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另一方面也希望国民党成立各党派委员会，改善政治。但都没有成功。
（二）民国时期各政团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有很多政团，各政团之间在政治理念、政治实践中差距极为悬殊，有的甚至水火不相容。但是，不能否认各政团之间有很大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在：
各个政团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各个政团大都认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如在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种力量的参政员都表示拥护《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而《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即明确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在抗战中，第三种力量往往要求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各党团认可一些由西方引进的民主理念，如要求言论、身体自由、要求实行代议制度，要求实施宪政。这些理念已经被舆论界所认可，没有哪个政党敢于公开声称反对，各个政团都宣称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实现政治民主化。为此，第三种力量和中国共产党在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很容易达成一致，并且也得到了国民党内部一些开明人士的认可。
各政团的派系化为各政团的沟通与互动提供了基础。以代表第三种力量的中国民主同盟为例，当时人民就将其视为左、中、右三派。如救国会、第三党往往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而国社党和青年党则和国民党关系更为密切。这使第三种力量在国共两党之间有足够的说话空间。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开明派。例如，在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后，国民党内重要人物孙科就说：“联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在各党各派是参加政府共同负责，加强政府的效能”，这种方法“在欧洲已经是历见不鲜”，“应该从认识上解除对它的杞忧的恐惧”（p. 319.）。再如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元老褚府成的认识是“国民党元老中的正统派，为人正派刚直，比较开明，政治立场上可称中间派”。
该书主要以第三种力量在国民参政会会内、外活动为线索，以大量的史实详尽地描述了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时期不断变化的过程，尤其着重地论述了第三种力量为“政治民主化”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努力。通过阅读闻黎明先生对第三种力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对抗战时期乃至民国时期政党政治的特点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第三种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1] 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转引自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4—528页，重庆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2]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46页。
[3] 请参见邹韬奋：《“来宾”中的各党派人物》，《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册），第69、70页。
[4] 张澜：《中国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07、208页。
[5]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58页。
[6]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