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级博士研究生  文霞

[提  要]《汉晋家族研究》一书，从汉晋时期的婚姻方式、亲属结构、祖先祭祀、服制变化、家庭结构及宗族形态等问题着手，主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对汉、晋社会婚姻、家族形态及制度上的不同特点做了详细的、综合性的研究。全书结构条理清晰,内容庞博，布局谋篇亦颇具匠心，考证扎实，创新性强，是社会史领域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汉晋时期  家族  社会史   

汉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众所皆知，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阶段性的差异，而以汉魏之际为转折点,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时代特点，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反过来也更能彰显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汉晋时期的家族问题和家族制度亦有着显著的变化，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阎爱民先生的《汉晋家族研究》一书，在充分借鉴学术界已有学术成果之基础上,对汉晋家族问题及汉晋两代的社会变迁,做了极有创意的探讨。

《汉晋家族研究》是由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汉晋家族问题研究》（2001年）扩充修改而成的。全书共八章,35万余字，作者从汉晋时期的婚姻方式、亲属结构、亲属称谓、祖先祭祀、服制变化、家庭结构、宗族形态等问题着手，力图揭示汉晋社会在婚姻、家族形态和制度上的新旧交替和剧烈变革的历史特点，从这些特点中进而分析汉、晋两代的不同。认为汉代去古未远，汉代的家族中带有父系为主、母系为辅的双重性特点，远古时代的许多氏族因素被保留在汉代的家族组织之内，在婚姻形态和家族制度上带有很多“旧”的特色，并称其为“后氏族时代”的家庭特性。而魏晋时期是家族制度重新构架的时期，是自商周后家族制度上的又一次大变革。魏晋时期产生了父权与夫权紧密结合的、“新”的父权和独尊的父家长制。族权与君权已完成分离，宗族组织也由“官办”的群体组织，发展到了“半官半民”的群体组织。此时的人们以家族为本位，重视门第观和血统论，观念趋于保守，更强调大家族利益至上的族类意识。

家族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家族问题做过研究，而对于一个古老的学术难题,要在前贤时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诠释,提出富有新意的创见,是有相当难度的。然而，《汉晋家族研究》无论是在论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自己的创新之处。

首先，“后氏族时代”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秦汉社会去古不远，在社会制度、社会风俗等方面，仍残留有远古社会的某些特征，带有“氏族社会”的一些痕迹，作者把握住这一特点，将其定义为“后氏族时代”，是很有创意的。也正因为汉代的“后氏族时代”的特征，与先秦社会有很多共同之处，致使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及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是学术界的争论热点之一，至今学术界仍无统一意见。而《汉晋家族研究》一书所提出的“后氏族时代”的概念及其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晋时期家族问题的不同特点，而且还能帮助我们窥豹一斑，更好把握汉晋时期的社会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我们对古代社会性质的理解。

其次，作者注意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在论及“汉晋间家长权的并尊和独尊”时，作者认为，“从某种角度上看，父子关系受制于夫妻关系，即父母关系，一般说，母权成分愈重要，父母两权愈相牵制，则家长权愈不突出，即父子关系在父母关系的制约中消长。”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汉代母权的“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代父家长权的“弱”（这是与晋代父家长权的“强”比较而言的“弱”）。作者从母权牵制的角度出发，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有着很大的启发性。有些学者在考察汉晋之间家长权的变化原因时，更多地从思想层面来分析，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晋之间社会主导思想的变化。他们认为有秦一代，力主“平等”的法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到了汉代，虽然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即使在儒法整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儒家思想尚未占主导地位；而到了晋代，儒家思想已上升为主导地位了。儒家思想强调“尊尊亲亲”，特别重视等级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了晋代父家长权的“强”。

再次，在研究方法上，注意比较研究。以前已有学者对各朝代的家族、宗族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他们大多从某一朝代或某一方面着手研究，例如《汉代豪族研究》、《汉代宗族研究》等。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汉晋家族研究》既要把握两个朝代家族和宗族的特点，又要对两个朝代家族和宗族制度的变化有很好的把握和驾驭，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阎先生使用比较方法，将汉、晋两代家族问题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比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如作者所说，有重汉而轻晋的趋向，但并不影响整体布局。在绪论部分，作者通过对前人关于“家”和“族”的研究，对“家”、“族”作了详细比较，并归纳出其共性及两者相区别的特性。两者之间的共性有：重视婚姻形态和婚姻关系，重视婚姻双方的世系及相应的亲属称谓制度，重视精神的凝聚力和心态上的感受，重视法和礼的社会规范。其特性是：血缘亲属间的经济联系，以家为重而族相对弱；社会的等级和组织性原则，以族为重而家相对轻。接着，作者从婚姻方式、亲属结构、亲属称谓、祖先祭祀、丧服制度、家族结构与规模、家长权与族权、家族观念、社会风尚等方面着手，论述了汉、晋之间的差别，认为汉代的家族具有“后氏族时代”的特性，而魏晋时期是一个新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开始确立的时期，此时已经基本上克服了旧有的氏族因素，是一个“新”家族制度开始的时代，对后世家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也就是说，汉晋之间，实际上是家族制度的一个分水岭。可见，作者的观点因为使用比较方法而更加鲜明突出。

复次，作者的考证功夫非常扎实，对一些小问题考证详实。作者从“细微处”着手，对一些史学问题进行了考证，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在讨论“亲属结构的轻重”时，作者从“汉代外戚侍帷幄制”着手进行详细考证，既对帷幄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同时从汉代侍帷幄者的身份看出汉代宗亲外亲关系的并重与一致性。在讨论家长权与族权时，作者从汉代的“不孝罪”出发，论及汉代家长权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汉代的父权与母权的并重，与魏晋间父家长权的独尊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作者还注意从家族问题的角度看待一些政治问题。例如，在讨论“亲属结构”时，作者认为汉代宗亲外亲关系的并重性与一体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汉代的外戚干政。

最后，全书内容庞博，涉及面非常之广。既讨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称谓、继嗣等问题，又包括比较抽象的社会风俗与制度方面的内容。同时，在进行某一问题的探讨时，面面俱到。例如在讨论“亲属称谓的变化”时，作者不仅讨论了父子、叔侄及外亲称谓的变化，也探讨了由“大父母”到“祖父母”的变化。全书共八章，表面上看，这种体例只是有关家族问题的几个专题的集合，实际上作者对此进行了一番煞费苦心的巧妙安排，从而使整个结构浑然一体，最后得到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也完全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研究目的：既弄清了汉、晋家族的一些基本问题及两者关系的特点，也弄清了汉、晋各代的家族形态和家族制度内容，以及汉晋之间家族的变迁和影响其变化的社会因素。此外，还从家族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政治史上的一些问题。

应该说，此书是汉晋家族问题研究的开山之作。由于作者的研究内容非常庞大，因此，书中难免有失误。在论及汉代家庭规模时，作者就长沙郡作为个案进行分析，在分析其溺婴率时，长沙郡一年将出生约6360口婴儿，但溺婴人数竟达三千余人。作者据此认为长沙郡一年的溺婴率达到了47%。（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p.  286.）如果史料记载为模糊的“三千余人”而没有具体数字的话，我认为这个47%的结果应该说是不科学的。书中也进行了很多个案分析，但个别个案的代表性不是很强。此外，第八章的“杂论”似乎与其主题“家族观念与社会风尚”无太大的关系，去掉似亦无妨。

以上是笔者对《汉晋家族研究》一书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也许有不当之处,还需进一步思考。总而言之,《汉晋家族研究》一书是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它花费了作者大量心血，是作者数年研究的结晶,其学术价值是经得起考验的。本书虽是一部学术著作, 遵循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 全书文字流畅, 论述深入浅出,语言简洁质朴, 雅俗共赏。如果读者能够将此书与《两汉宗族研究》（赵沛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照阅读的话，就更能体会阎先生在结构设计的巧妙与独特之处，也能更深刻地理解汉、晋两代家、族问题的不同特质及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