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施华辉
[摘 要]尼尔·弗格森撰写的《帝国》与全球化的情境相关，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弗格森无意为深化当前英帝国史的研究而努力，相反他旨在复兴早期英帝国史书写中的观念，其认为英帝国在过去400年里的种种行迹为现代世界的秩序，也为文明社会的原则提供了基础，因此尽管其中包含着一些残酷的事实，但英帝国是以往诸多帝国里最具影响力和道德担当的一个。弗格森的观点与其关于21世纪世界治理的构想紧密相关，因此我们更应注意《帝国》一书中的政治内涵。
[关键词]帝国；英帝国史；尼尔·弗格森
就像罗马帝国的衰亡之于古代史的重要性一样，大英帝国的兴衰是长久以来学术思考中的热门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帝国”的身影更是频频出现于舆论市场的中心。其中，第一波讨论热潮便由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带来。在上述两位有着政治理论学科背景的学者看来，当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服从于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管治，但如今的帝国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它的权力形式与时下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一样，缺乏一个明确的中心，而呈现出“弥散”的状态。[1]另外，通过两人所借助的左翼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治理模式的“帝国”得以重新理论化，进而也引起了更多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关注。比方说，在2005年春季，由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创办的《代达罗斯》（Daedalus）就以“论帝国主义”（On Imperialism）为名，组织了一批系列论文。同年12月，在史学理论与历史编纂学领域享有盛誉的期刊——《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也推出了名为“理论化帝国”（Theorizing Empire）的专辑。[2]两者虽然论及的对象比较广泛，但英帝国始终是其中的主角。作为高产的历史学家与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也参与到了这一潮流之中。2003年，他推出了一部题为《帝国》的著作，并试图通过它来勾勒400年来英帝国兴衰的大概。[3]
正如弗格森自己所言，“海盗、殖民者、传教士、官僚、银行家与破产者”称得上是英帝国历史中的6个主角，而上述历史行动者又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文化、政体、资本市场与战争”这6种因素带到了英帝国所及之处。基于此，作者将《帝国》一书的主体部分一分为六，依次讨论在“帝国旗帜下”，上述因素如何在全球的范围内展开。其中，弗格森思考了以下6个问题：第一，作为后起之秀的英帝国在师法既往帝国经验的前提下怎样铺设自己的商业网络。第二，以寻找新家园、追求自由为口号的不列颠移民在广阔的空间里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但是其间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中央与地方复杂的权责划分，以及自由与奴役的纠葛。那么英帝国的建设者们是以何种方式化解这些矛盾。第三，传教与英帝国的扩张相伴随，它打着文明教化的旗帜，试图干预海外殖民地内的信仰世界，因此自然而然遭遇到了来自当地的激烈反应。对此，帝国政府又是如何权衡殖民地的本土化与英国化。第四，英帝国控制着面貌各异的领地，面对着人数众多且行事风格不同的人群，因此它一方面要建设多种多样的管治工具，比如庞大的海军、海底电缆与交通网络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因地制宜地形塑出相应的官僚体制。那么在此情况下，英帝国的统治者与殖民地的精英、民众们处在怎样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下。第五，19世纪的“瓜分非洲”打开了列强竞争的新局面。凭借着在多条战线上的胜利，英帝国的权势达到了巅峰。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种族优越论使得暴力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对此，随着人道主义与根植于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批判的兴起，英帝国如何在两种舆论的交锋下前进，以及其中蕴含了哪些走向衰败的因子。第六，进入到20世纪之后，英帝国的困境日益明显，它一方面要应对殖民地里的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又要与德国、日本这些咄咄逼人的对手相对抗。那么在此两面夹击的态势下，英帝国选择了怎样的道路，而这样的选择对于帝国自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尼尔·弗格森毕业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之后在剑桥大学、纽约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等院校中都担任过教职，其专长在于经济史与国际关系史。在推出《帝国》一书之前，他就出版过多部著作，比如《纸与铁：通货膨胀时期汉堡的商业与德国政治，1897-1927》、《罗斯柴尔德家族》、《战争的悲悯》、《虚拟的历史：另一种选择与反事实》以及《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钱与权，1700-2000》。[4]除此之外，弗格森还受到了大众媒体的青睐，为此他参与制作了多部纪录片，并乐于对时事政治发表即时的见解。可以说，他是游走在政、学、商三个领域的成功人士。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者并非彼此分离，而是相互影响，正如下文所要阐述的那样，他的历史学论著不单单在图书销售市场里颇受欢迎，也渗入了面向现实的政治思考，《帝国》一书当然也概莫能外。
其实，如果回顾一下英帝国史的书写传统，就能够知道，历史与政治始终缠绕在一起。因此，以下将首先对英帝国史研究领域里的政治与历史间的关系做一番简要的梳理，然后再把视线集中到弗格森的《帝国》上，看一下他如何通过历史叙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以及怎样将英帝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构想关联起来。
一、英帝国史：政治与历史的纠葛
英帝国史与政治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帝国主义扩张如火如荼的19世纪末，英帝国的身影不再仅仅浮现在充满异域风情的日记、游记或浪漫的英雄传奇中，还出现在了大学的学院内。[5]尽管要等到1905年，首个专门的殖民帝国史教席才在牛津大学里设立，但在20多年前的剑桥大学内，英帝国的历史就被当作一个亟待讲授的主题。在时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约翰·西利（John R. Seeley, 1834-1895）看来，[6]自18世纪以来，英国史的主线并非是议会党争，或宪政自由的发展，而是帝国的扩张。在他的心目中，经过几个世纪的变化后，英格兰最终成为了一个名叫“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世界国家，因此本土的郡与海外的移居殖民地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其中的民众也都能被视为具有平等权利的帝国公民。更为重要的是，西利认为时下地缘政治变动剧烈，美国和俄国在此过程中脱颖而出，对英帝国的地位构成了挑战，所以在他看来，如何维系“更大的不列颠”关系到不列颠人的未来命运。换言之，英帝国如果还想继续担当世界领导者的角色，而不至于像西班牙、葡萄牙或荷兰一样沦为二流国家，便取决于每个不列颠人对待帝国的态度。但令人担忧的是，西利觉得长久以来英帝国建设的“心不在焉”（absence of mind）影响了人们的心态。也就是说，许多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文化、政治精英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史与英帝国的历史乃是一体两面的整体，也尚未意识到“更大的不列颠”背后有着坚实的血缘、文化和信仰的纽带。对于这些人来说，海外的殖民地就像树上的果实，它们在发展成熟之后终将与母国分道扬镳，因此本土的历史才是最值得注意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略显简单，但是西利撰写的《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确实起到了促进帝国团结的功能。[7]所以，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这部著作称得上是普及帝国精神的教科书。得益于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所说的“转向帝国”的气氛，[8]西利的著作在市面上大为畅销，而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的爆发。[9]由此可见，在英帝国史专业化形成的伊始，政治与历史便纠缠在了一起。
帝国热情的高涨，帝国扩张、争霸的风起云涌与帝国宣传的开展相同步，形形色色的帝国展览会，各种各样的帝国教科书，林林总总的帝国研究机构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应运而生，[10]而这成就了英帝国史的第一次研究热潮，后者中的现实情怀与乐观态度也鼓舞着前者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歌猛进。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瓦解，曾经掌控世界四分之一地域的英帝国很快变成了历史遗迹。作为政治实体的宗主国退出了历史舞台，帝国的阴暗面也逐渐走上前台。杀戮、奴役与剥削等等词汇与帝国绑在了一起，原先包裹着一层文明教化外衣的英帝国就此变得名誉扫地。当然，这样的论调并不是新生事物，比如说早在1902年，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人士——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 1858-1940）就在他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 1902）中把英帝国的扩张政策归因为一小撮金融财阀与军工巨头的阴谋计划。在他看来，英国的帝国主义只满足了极少数上层人士的需求，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害的，它一方面剥削海外殖民地内的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本土“消费不足”的情况。另外，霍布森还认为帝国主义者为了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便塑造出了一系列令人可耻的种族主义理念，从而使压迫与歧视变得有理可循。之后广为人知的是，霍布森的一些观点被列宁吸收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之中。[11]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大多数历史学家笔下的英帝国仍然是自由与正义的化身。无论是休·艾格顿（Hugh E. Egerton, 1855-1927）、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 1884-1952），还是阿瑟·牛顿（Arthur Percival Newton, 1873-1942）、文森特·哈罗（Vincent T. Harlow, 1898-1961），这些致力于英帝国史研究的学者都在自己的著作里把自由、民主、法治等等价值赋予在英帝国的身上。[12]与之相应的是，大众的帝国情感在“德国威胁论”的作用下也依旧活跃。所以，来自左派或自由派的帝国主义批判仍然处在舆论市场的边缘，并且没有产生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学著作。可是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到了1950年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冷战的氛围下，作为名词的帝国被彻底的污名化了。为了宣传的需要，美国或苏联都将对方视为“邪恶帝国”，也都把对方的行径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翻版。
随着英帝国的逐渐瓦解，英帝国史的研究处境变得日益困难。[13]原本关注政治、军事、外交重大事件的英帝国史被视为过时的古董，曾经畅销一时的著作也变得乏人问津。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从宗主国的视角出发，带有目的论色彩的观点通通被打上了“盎格鲁中心论”（Anglocentric）的标签，[14]而当英帝国身上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不再具有魅力时，“盎格鲁中心论”也就必然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提到的那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帝国史中的一些关键概念，比如“更大的不列颠”等等虽然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其中仍然具有类似于“整体性”这样的可资挖掘的思想资源。[15]也就是说，被归入到“政治不正确”行列的英帝国史尽管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忽视了殖民地内动态的、复杂的历史情境，并顺利成章的把帝国的历史当作本土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它仍然把英帝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试图在母国与殖民地之间寻找联系的纽带。而不幸的是，当“盎格鲁中心论”被扫到了历史学版图的边缘时，其中蕴含的整体性视角受到忽视，代替它们的是日渐兴盛的“区域史”。在非殖民化的时代中，殖民地本土的力量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而来自帝国中心的声音则隐入了背景之中，就算是注重“合作共谋”（collaboration）的约翰·卡拉格（John Callagher, 1919-1980）与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 1920-1999）也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思考殖民地精英如何转化帝国意志的问题上。[16]所以，等到1980年代，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便感叹到，在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区域史勃兴的情况下，帝国史已经化为了碎片。[17]那么作为整体的英帝国史还有复兴的希望吗？
1980年代的感叹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民族国家、区域框架不再显得那样理所当然，没有一个地区是孤岛，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给自足，每一个“地方”都处在“全球”的网络当中。整体性的英帝国史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再次浮出水面。当然，“盎格鲁中心论”、“天定命运”的目的论早已不受欢迎，此时的英帝国史中，宗主国的力量已不再是压倒一切的主导者，殖民地民众，尤其是底层、原住民、女性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审视。与此同时，全球化下全球史的兴起也为塑造英帝国史的整体性添砖加瓦。在那些关怀全球互动的历史学家眼中，英帝国史恰好为书写新的全球史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这些人不仅注意到帝国境内的交互作用，而且把它与其他同时期的帝国联系在一起，试图揭示不同帝国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出我们面前的世界。[18]对于全球帝国史的研究者来说，帝国长久以来都是最为重要的治理模式，也是维持秩序的首要角色。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的名声也有所好转，它不再是人们嗤之以鼻的对象，而成为了有待思考的对象。一大批探讨英帝国历史的著作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其中或是致力于旧问新解，或是以后殖民、新文化史的理论为基调，又抑或是从比较或全球的视野出发。
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便形成在上述的氛围当中。有趣的是，这部书原来的副标题是“英国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而美国版却将它改为“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起与逝去及全球力量的教训”。[19]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希望美国的读者能够意识到这段历史中显露出来的经验教训与责任感，并在此基础上接过英帝国留下来的“权柄”和“负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期关注亚洲去殖民化问题、民族国家建构的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把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比拟为罗马宫廷中的希腊顾问是很有道理的。[20]而之所以在前面不厌其烦的阐述19世纪末以来的英帝国史的书写传统，除了为了说明其中政治与历史的纠葛外，还为了给之后的讨论提供一个参照系，也就是说，透过它能够看到在21世纪的开端，弗格森笔下的英帝国史到底有没有吸收新概念、新理论，其中的论述与既往的论调之间有何共鸣之处。
二、新瓶装旧酒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政治气候的变动与英帝国史研究的潮涨潮落相呼应，全球化的浪潮将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又引向了帝国，因此在尼尔·弗格森的著作中，现实政治考量的印记是鲜明的。比如说，在他看来，现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全球化的成果基本上都拜英帝国所赐。对此，弗格森不厌其烦的拉出了一张正面清单，其中包含着以下一些因素，比如自由市场、保障私有产权的法律、议会民主制、责任政府、交通通讯网络等等。所以对于这位不时流露出帝国情怀的作者来说，英帝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世界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认为尽管它的历史中少不了可耻的暴行，但是假设不存在英帝国，或是英帝国过早地将全球性的力量让渡给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的话，那么整个世界极有可能变得更加糟糕。[21]为了证明这一点，弗格森连篇累牍的历数了二战中日本军队的暴行，尤其是他们对待俘虏时的卑劣行迹。[22]另外，他还提到当英帝国的势力在1940年末匆匆撤出印度次大陆后，当地迎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以民族解放、民主胜利为标志的美好前景，反而是血腥的宗教与领土纷争，与此同时，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帝国势力瓦解后的中东地区。[23]所以通过这样一番对照后，弗格森试图让读者们接受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过往的历史中，帝国是秩序的象征，是文明的代名词，凡是落在帝国辐射范围外的地域都处在无政府的状态里，所以既然帝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事物，而英帝国又是帝国家族中最为文明、先进的成员，那么它在过去的岁月里自然扮演着尽可能接近道义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在描述二战中英帝国的作用的最后，更加理直气壮的说道：
但是，大英帝国真正伟大、真正高贵之处在于，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了胜利。最后，为了阻止德国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建立它们的帝国，英国人不惜放弃自己的帝国。难道这样的牺牲，还不足以洗清大英帝国的其他罪恶吗？[24]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弗格森来说，相比于其他帝国，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论调或思维方式在时下的英帝国史研究者的笔下并不常见。就像在英帝国史研究领域里卓有建树的琳达·科利（Linda Colley）与安德鲁·波特（Andrew Porter）所说的那样，将“好”与“坏”的标签贴在不同的帝国身上是一种粗糙、非历史的作法，这是因为它一方面过度简化了复杂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又以道德化的口号压抑了更加深刻的思考。所以面对英帝国的过往，正确的处理方式应当是将它放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出处在更深层次的历史细节，并揭示出帝国体制内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25]
可以说，弗格森贴标签的行为遭遇了很多来自于学院内的批评声，但是却受到了大众的追捧。2003年，与著作同名的纪录片登上了电视屏幕，凭借着画面里口才不凡、风度翩翩的形象，作者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但正如接替安德鲁·波特，自2009年起担任伦敦国王学院罗德斯帝国史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的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所担忧的那样，历史学家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日益紧密，后者的传播方式和口味影响了前者的创作。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们常常为了迎合、屈就于传媒业的需要而修改自己的作品，一方面为了满足中产阶级茶余饭后的所需，而将更容易接受的道德说辞套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之上，另一方面又为了因应时下大众的政治观念或政府的政策，而以倒放历史的态度来审视英帝国的过往。[26]这两种情况自然也都出现在弗格森的笔下。比如说为了显示英帝国在道德上的担当，他在讲述完一件颇为残酷的报复、征伐行动后，必然会补上一大段来自英国人自己的忏悔。无论是“印度叛乱”（Indian Rebellion），“莫兰特湾叛乱”（Morant Bay Rebellion），还是布尔战争（Boer War），“阿姆利则惨案”（Amritsar Massacre），这些故事的后面无一例外都紧跟着英国本土人士提出的人道主义批评声。[27]而在描述其他帝国的暴行时，他却没有为异议声留下丝毫的空间。在这样一种叙事手法下，英帝国成为了唯一一个尚存道义，且能够自省的帝国。也正因为此，弗格森针对一些有关于英属印度统治模式的质疑声时，便反问道：
但是如果在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印度人的日子就会更好过吗？或者如果在荷兰人或俄国人的统治下，又会如何呢？[28]
可以说，每每在遇到无法粉饰的暴行，或难以索解的道德困境时，惯于假设且乐于思考“虚拟历史”的作者就会简单的推导出几条不同的历史道路，并在匆匆的贬低了它们的情况下，更加自信的认为，所幸历史在小径分叉的当前并未“误入歧途”，而是选择了尽可能最优的道路。无疑，在他的眼中，拥抱英帝国是摆在当地人面前的最优选。但是根据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的相关研究就能够知道，弗格森为了替英帝国辩护而提出的“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并不能为揭示历史的复杂、多元提供有益的经验，而恰恰再次陷入到了目的论的泥潭当中，为卫护正统、保守现状“建言献策”。[29]
再比如说为了揭示英帝国扩张中的信念、文明教化的使命以及不屈不饶的精神，弗格森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 1813-1873）的生平事迹，但是对同时期发生在印度殖民地上的血腥报复却未做出深入的讨论。[30]对此，琳达·科利便说道，英帝国的道德优势其实并不得益于它的实际行动，而应该归功于弗格森的妙笔生花，这是因为在后者的笔下英帝国早期的不道德行为被匆匆带过，而维多利亚时代中的殖民地改革、传教事业则被刻意夸大。[31]
又比如说为了扭转殖民地民族解放致使帝国终告瓦解的新兴民族国家建构叙事，作者把英帝国的衰落归结为其他帝国的挑战，他认为正是在与那些更加邪恶的帝国，诸如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的竞争或冲突中，英帝国渐渐耗尽了能量，战争的高昂代价导致它在经济上难以为继，英镑的贬值与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丧失相同步。但是尽管如此，在弗格森看来，英帝国仍然在道德水准的比拼中占据着上风。换言之，在硬实力下降的情况下，英帝国的软实力依旧强劲。[32]那么对他来说，英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及之后的主动撤离可以说是最不坏的历史选择。也正是基于以上的观点，在这段围绕着“衰落”来展开的故事中，英帝国仍然扮演着主动性的角色，当处在道德与非道德的历史岔路口时，它不假思索的选择了正义的道路。与之相反，殖民地内追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势力则被打发到了不起眼的角落当中，甚至还被塑造成不够明智的形象，诸如印度与缅甸的本土政治人物为了将英国人从政治高位上拉下来，竟然“糊里糊涂”的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的身上。[33]
除此之外，就像彼得·耶恩德尔（Peter Yeandle）在他的研究中所说的那样，在激发帝国情感，或是强调帝国的正面价值时，将过往的人物打造为英雄是少不了的环节，这是因为逝去的人物更加便于作者来大加修饰，而且也更能吸引普通大众的注意，所以在大多数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中，都有一张相差无几的英帝国英雄谱，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 1725-1774）以及戈登将军（Charles G. Gordon, 1833-1885）皆是其中的常客。[34]可以说，在这些作者们看来，英雄人物的伟大之处与英帝国的价值是相对应的，他们的自我奋斗更是国家优秀品质的隐喻。对英帝国的道德念兹在兹的弗格森自然也没有忘记这样一种传统。在他的叙事当中，那些耳熟能详的英国殖民者的行迹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从一开始的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 1450-1500）、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 1552-1618）到最后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他们在帝国扩张、维系帝国上的成绩经过弗格森的刻画而显得生动形象，[35]但是在此过程中，饱经风霜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从非洲海岸被运送到远隔重洋的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奴隶，却通通被集合为一组组冰冷无声的数据，然后再被草草打发。[36]那么由此遗留下来的画面，也只是一幅经过了修饰，并且以上层精英为主角的图景。所幸的是，在琳达·科利、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等人的努力下，英帝国史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开始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这些“边缘人”的一举一动、生老病死也不再隐秘于枯燥的数据当中，而是成为了理解帝国运转逻辑的重要环节。[37]
从中可以看到的是，英帝国的道德是弗格森编织叙事的轴心，英帝国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除了时时将道德说辞挂在嘴边以外，还把现今世界秩序中的正面因素都归结到英帝国的作为之上。比如说，在他看来，自由、民主、代议制政治、法治观念等等都假借着英帝国的扩张而得以普及，它在乱局中赋予了秩序，为发展提供了基础。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作法，弗格森的思考再次回到了英帝国史初创的阶段，将其中的“盎格鲁中心论”与“天定命运”观念又一次带回到了话题的中心。他与约翰·西利一样，都将英帝国视为文明教化的主导者，及世界和平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他与休·艾格顿和查尔斯·卢卡斯（Charles P. Lucas, 1853-1931）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鸣。而后两人在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学科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且还是诸如“皇家殖民协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这样的政治团体里的活跃分子，因此历史学研究与政治关切自然紧密相关。通观上述三人的著作，可以看到，他们都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证明相较于罗马帝国或德意志帝国，英帝国是一个民主的好帝国。[38]
对于以上相差近百年的历史学家来说，英帝国的扩张就意味着自由的进展。光荣的帝国伟业，而非其中的丑陋过往才值得读者们铭记在心，而早已湮没无闻的辉格派式的帝国史观念也就此得以复活。其实，就像德雷顿所言，在上世纪50年代里，学院派人士逐渐抛弃了英帝国史中的辉格派解释，但是后者在公众的舆论中却从未真正死去。[39]而弗格森的著作无疑把它重新激活了。可以说，这样一种观念无疑建立在倒放历史的目的论之上，因而就以走向光明前景的胜利叙事简化了历史过程，也压制了历史中更加多元的声音。所以，在此也可以说，弗格森并不想与现今大多数英帝国史研究者对话，他的著作绕开了众多紧迫且烦难的学术议题，无意去思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互动、英帝国在全球网络中被塑造出来的过程、底层小人物们零碎的“小历史”与宏大的帝国构建间的关系，以及英帝国的势力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作用等等。基于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何潘卡吉·米什拉认为弗格森的英帝国史处在时下的学术界之外，而仅仅是大众传媒主导下的产物。但如果更加准确的说，尽管弗格森确实没有接续目前的学术思考，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身处于英帝国史研究传统之外。弗格森只是将自己的议论嫁接到了近百年前的书写传统之上，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新”的旧事物。
三、余论：21世纪的新帝国
可是过时的论调并不意味着过时的头脑，在众多政治议题上都发表过意见的弗格森自然有着切实的政治关怀，就像之前所言，他笔下的英帝国更是发挥着政治教益的功用。这部书的预设读者与其说是英帝国史的研究者或爱好者，还不如说是思考世界局势的热衷人士。对于弗格森来说，过去400年的历史告诉了人们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帝国的宰制，作为治理形式的帝国可以说是必要的恶，而其中的英帝国则是最不坏的一个，它的种种作法造就了现今全球化的格局。接着，他更是说道，将帝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并不意味着美好生活的来临。后殖民时代中，失败国家的乱象以及恐怖主义的日益猖獗便是明证。那么如何应对这些紧迫的问题呢？对此，弗格森注意到了一位牛津大学的校友——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的构想。
从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 1854-1925）召集牛津大学青年学子，组织成在日后声名远扬的帝国主义政治团体——“圆桌派”（Round Table）开始，以及从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 1853-1902）以耶稣会为榜样，在牛津大学内设立罗德斯奖学金，组建跨国的精英网络起始，牛津大学就与热火朝天的帝国建设关系密切，因而被时人称为名副其实的“帝国大学”。[40]这样一种百年前的情怀同样渗入了上面两位活跃人士的头脑之中。在作为学者型外交家的库珀看来，现今的世界有三部分组成，其一是由众多成长在帝国废墟上的失败国家所构成的前现代的世界；其二是那些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强调主权至上、利益至上的现代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其三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在军事、外交领域彼此互信，并相互监督的欧盟成员国所组成的后现代世界。对于后现代的世界来说，前两个世界，尤其是前现代世界始终是麻烦的制造者，恐怖主义与不理智的军事行动与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库珀认为为了营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的干涉便具有了道义的正当性，它能够通过长期的承诺及明确的手段，使得前现代的失败国家得以重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较于仍显露出现代国家行事方式的美国，在作为后现代国家的欧盟内蕴含着更为理想的政治理念，即自愿与合作的精神与经验。[41]也正是凭借着这两点，对库珀来说，在后帝国的时代里，欧盟能够发展为一个以自愿、合作作为纽带的“新帝国”，而这样一种撇开了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的政治构想，则能够被视作为“新自由帝国主义”（New Liberal Imperialism），[42]后者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遥相呼应，都试图把自由、民主的理念与帝国的政治形式结合在一起。
面对上述这番思考，弗格森欣然接受了重启帝国计划的想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由于欧盟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都不具备必要的军事实力，所以库珀的以欧盟为核心的“新自由帝国主义”仍然缺乏现实基础，自愿合作的新帝国或许更是属于虚无缥缈的未来。因此，弗格森把组建21世纪的“新帝国”，维护世界秩序的希望重新又寄托在了美国身上，他认为尽管美国国内尚有反帝国的阻力，但它注定是世界的领导者，在“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完结后所出现的乱象，也自然有赖于“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来终结。[43]对于弗格森来说，美国便是21世纪的英帝国，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在思索英帝国的处境时，总会重提罗马帝国的政治经验一样，[44]自己笔下的英帝国史便是提供给美国人的“帝国教科书”。由此可以看到，《帝国》一书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这套政治构想起始于19世纪，无论是库珀的“新自由帝国主义”，还是弗格森对于美国的期盼，无不与“更大的不列颠”的理念相通，对于三者来说，以欧美的原则为核心，并以盎格鲁人为主导者，来构建世界秩序，是维系全球和平的关键。所以，正如邓肯·贝尔所说的那样，进入到20世纪以后，民族意识逐渐激化，但是以跨大西洋地区为中心来组建联合的政治体，进而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思考从未死去，只是它显得比19世纪末的构想更加灵活多变，也更能被其他地域的民众所接受。[45]基于以上的论述，如果把弗格森放回到英帝国史研究者的谱系之中的话，就能体会到，与其说他是罗马宫廷中的希腊顾问，还不如将他视作为21世纪的约翰·西利。
参考文献
[1]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参见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Daedalus, vol.134, no.2, 2005; History and Theory, vol.44, no.4, 2005.
[3]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3.中译本参见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以下相关引述内容见中译本。
[4] Niall Ferguson, Paper and Iron: Hambury Business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Era of Inflation, 1897-192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译本参见尼尔·弗格森：《纸与铁》，贾冬妮、张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Niall Ferguson,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New York: Viking, 1998.中译本参见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上），顾锦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下），何正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 1998.中译本参见尼尔·弗格森：《战争的悲悯》，董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Niall Ferguson,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New York: Basic Book, 1999.中译本参见尼尔·弗格森：《虚拟的历史》，颜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5] Wm. Roger Louis, “Introduction”, in Robin W. Winks,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Ⅴ Histor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
[6] 约翰·西利是19世纪末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于1869年至1895年间担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主要史学论著有：《斯泰因的生平与时代，或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和普鲁士》（Life and Times of Stein; Or, Germany and Prussia in Napoleonic Age, 1878）、《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及《英国政策的成长》（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y, 1895）等等。相关生平简述参见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88-594页。
[7] J. R.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883.
[8] Jennifer Pitts, A Turn to Empire: 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85, p.51.
[10] John M. Mackenzie, Propaganda and Empi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 布鲁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陆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12] Richard Drayton, “Where Does the World Historian Write From? Objectivity, Moral Conscience 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6, no.3, 2011, pp.675-677.
[13] David Fieldhouse, “Can Humpty-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12, no.2, 1984, p.16.
[14] Mark Lee, “The Story of Greater Britain: What Lessons does it Teach?”, National Identities, vol.6, no.2, 2004, p.127.
[15] David Armitage, “Greater Britain: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2, 1999.
[16]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17, no.3, 2012, p.776.约翰·卡拉格和罗纳德·罗宾逊在英帝国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前者于1963年至1970年间任牛津大学拜特英联邦史教授（Beit Professorship of Commonwealth History），后又于1971年至1980年间任剑桥大学维尔·哈姆斯沃斯帝国与海军史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后者于1971年接替卡拉格任牛津大学拜特英联邦史教授，直至1987年。两人在学术研究上相互合作，撰写了如《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1953）以及《非洲与维多利亚人：帝国主义的官方心态》（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1961）等论文与著作。
[17] David Fieldhouse, “Can Humpty-Dumpty be put together again? Imperial History in the 1980s”, p.10.
[18]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 ?”, pp.773-774.
[19]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3;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20] Pankaj Mishra, “Watch This Ma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3, no.32, 2011.
[21]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309-314页。
[22]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291-296页。
[23]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304页。
[24]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308页。
[25] Linda Colley, “Into the Belly of the Beast”, The Guardian, 18 January 2003; Andrew Porter, “Review of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325.琳达·科利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专攻英帝国史、不列颠民族主义等领域，著有《不列颠人》（Briton, 1992）、《战俘：不列颠、帝国与世界，1600-1850》（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2002）等论著；安德鲁·波特于1993年至2008年任伦敦国王学院罗德斯帝国史教授（Rhodes Professor of Imperial History），曾担任《帝国与英联邦史杂志》（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编辑，参与到《牛津英帝国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99）的编纂工作之中，著有《南非战争的起源：约瑟夫·张伯伦与帝国主义外交，1895-1899》等论著。
[26] Richard Drayton, “Where Does the World Historian Write From? Objectivity, Moral Conscience 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Imperialism”, p.674. 理查德·德雷顿出生于圭亚那，成长于巴巴多斯，曾经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2009年起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关注西方科学、殖民扩张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著有《自然的政府：科学、英帝国与世界的“改良”》（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2000）等论著。
[27]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130、171、241、286页。
[28]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189页。
[29] 相关讨论参见尼尔·弗格森：《虚拟的历史》，颜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理查德·埃文斯的《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晏奎、吴蕾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30] 尼尔·弗格森的《帝国》，100-139页。戴维·利文斯顿，英国探险家、传教士，因其在非洲的探险而闻名于世。
[31] Linda Colley, “Into the Belly of the Beast”.
[32]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256-27、280、301、306页。
[33]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296页。
[34] Peter Yeandle, Citizenship, Nation, Empire: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Teaching in England, 1870-193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18-140.
[35]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57、290页。
[36]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65页。
[37]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 Emma Rothschild, The Inner Life of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中译本参见艾玛·罗斯柴尔德：《帝国豪门》，巫语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38] 比如H. E. Egerton, Is the British Empire the Result of Wholesale Robbe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3-28; C. P. Lucas, “Empire and Democracy”, in A. P. Newton, ed., The Empire and the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1916, pp.10-28.
[39] Richard Drayton, “Where Does the World Historian Write From? Objectivity, Moral Conscience 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Imperialism”, p.681.
[40] Richard Symonds, Oxford and Empire: The Last Lost Cause? London: Macmillan, 1986.
[41] 罗伯特·库珀：《和平箴言：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吴云、庞中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2] Robert Cooper, “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 The Guardian, 7 April 2002.
[43] 尼尔·弗格森：《帝国》，第316-322页。
[44] Sarah J. Butler, Britain and Its Empire in the Shadow of Rome: The Reception of Rome in Socio-Political Debate form the 1850s to the 1920s, London: Bloomsbury, 2012.
[45]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71-272.
